于行，这是只有明君圣主才能理解的。

　　二

　　君主听取意见，不把功效作为目的，进说的人就多半说些在棘刺上刻猴子、白马不是马那样的话；不把箭靶作为射击目标，射箭的人就都成为像羿一样的射箭能手了。君主对待进说，都像燕王派人学习不死之道一样被欺骗；而擅长辩说的人，都像郑人争论年龄长短一样没完没了。因此，言谈也有细致、明察、微妙、难能但却不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像季良、惠施、末研、墨翟这些人的学说，都像精绘竹简一样，华丽而无用；议论也有深远阔大但却不切实用的，所以像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这些人的学说，都是像乱画鬼怪一样，空洞而失真；行动也有违反常规，一般人难以做到，表现十分坚定固执的，但对于国家并不实用，所以像务光、卞随、鲍焦、介子推、田仲这些人的作为，都和坚硬的实心葫芦一样，厚重而无益。再说虞庆虽能把匠人驳得无话可说，匠人照他的话造出屋来最终还得坍塌；范且虽能把匠人说得无言可对，匠人照他的话造出弓来最终还得折断。因此要想得到真实的东西，不能像小孩做游戏那样把泥巴当饭吃，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去吃饭的。

　　三

　　怀着互相依赖的心理，就会责备和埋怨；怀着自己依靠自己的心理，事情就能办成。所以父子之间有时也会埋怨和责怪，而为了争取雇工多干活却给他们丰美的饭莱。有关的解说在“说三“中文公伐宋先宣布宋君的罪状，越王勾践伐吴之前先宣布吴王筑如皇之台的罪状。所以齐桓公隐藏对蔡国的恼怒，而以攻楚为幌子去灭掉蔡国；吴起怀着使士兵伤愈去拚命作战的念头而为他们吮吸伤口。再说颂扬先王的赋颂，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和赵武灵王在播吾山上刻的大脚印、秦昭襄王在华山上刻的大棋局一样，是虚假的。然而前代帝王所期求的是利益，需要使用的是气力。运用修筑社坛的谚语，是晋文公为自己辩解而鼓动他人卖力的办法。允许学者瞎说，实行渺茫迂阔的先王之道，恐怕不适用于现在吧？虽然这样，却又不能改变它。这就像郑县人得到车扼却误以为被人所欺，掌管射飞禽的卫国人射不到鸟，卜子之妻照旧裤子的样子毁坏新裤子，以及年轻人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而机械模仿一样愚蠢。先王的言论，有涉及小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重大的；有涉及大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小的；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楚的。有关的解说是宋国人误解书意做了蠢事，以及梁国人读书变呆。所以先王的话有时像鄂人写信那样，而后人理解起来，却多属燕相看信时胡乱解释一类。不适合国家政事需要，却要谋求先王之道，全都如同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却要回家去拿尺码一样。

　　四

　　利益在什么地方，民众就归向什么地方；宣扬什么好名声，士人就拼死为它奋斗。因此对不符合法制的功劳给予赏赐，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对不符合法制的名声给予赞誉，士人就会追求名誉而不顺从君主。所以中章、胥已做了官，中牟县的人就放弃田地而追随私学人士，人数占到全县的一半；晋平公敬重叔向，坐得腿痛脚麻也不敢违礼，晋国辞去官职和对贵族的依附，以便仿效叔向的人，就占到国家的一半。这三个人，假如言论合法，那也不过是照官府中的法典讲话；行为合宜，那也不过是遵从法令的人；而两个君主对他们的礼遇太过分了。如果他们的言论背离法制而行动没有什么功劳，那就是法度之外的人了，两个君主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呢？敬重这种人，国家必定要灭亡。况且那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国家没有战争时不耕田出力，国家有难时又不披甲打仗。敬重这种人，就会使那些守法的民众不再努力从事耕战；不敬重这种人，他们就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安定，他们就尊贵显赫；国家遭到危难，他们就像屈公一样感到畏惧；君主从这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明君肯定李疵对中山国君的看法。

　　五

　　《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君主自己有不穿紫衣服以影响民众来说明这个道理；可以援引郑简公委任臣子做事而国治、宋襄公亲自参战而兵败的事例印证得失，根据尊重耕战的观点来加以批评。如果不明确君臣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效力，反要亲自出马管理臣下，那将会像齐景公不用车子而下去奔跑，魏昭王读简学法而昏昏睡去，以及那种秘密巡视、微服出行的事情一样愚蠢。孔子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说出君主像盂之类的话；邹君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会做出先行羞辱自己的事情。明君的治国原则，就要像叔向分配猎获物和韩昭侯听取意见那样。

　　六

　　在小事上能够讲求信用，在大事上就能够建立起信用，所以明君要在遵守信用上逐步积累声望。赏罚不讲信用，禁令就无法推行。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晋文公攻打原国和箕郑谈论救济饥荒。因此吴起宁愿饿着肚子也要按照约会等老朋友来吃饭。魏文侯宁愿冒着大风也要守约和虞人说罢猎。所以明君表明信用，要像曾子杀猪那样说到做到。不讲信用的祸患表现在楚厉王酒醉误击报警军鼓以及李悝欺骗左右两军。

　　以上是经文部分。

　　说一

　　宓子贱治理单父，有若会见他说：“您为什么瘦了？”路子贱说：“君王不知道我没有德才，派我治理单父，政务紧急，心里忧愁，所以瘦了。”有若说：“从前舜弹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风》诗，天下就太平了。现在单父这么个小地方，治理起来却要发愁，那么治理天下该怎么办呢？所以有了办法来统治国家，就是安闲地坐在朝廷里，脸上有少女般红润的气色，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妨害；没有办法去统治国家，身体即便又累又瘦，也还是没有什么好处。”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个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起来还是不错的，他讲的话很多，但不动听，为什么？”田坞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叫晋国为他女儿准备好装饰，衣着华丽的陪嫁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叫做善于嫁妄，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在郑国出卖宝珠的人，他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匣子用香料熏过，用珠玉作缀，用玫瑰装饰，用翡翠连结。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是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文采而不管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扬先王道术，阐明圣人言论，希望广泛地告知人们。如果修饰文辞的话，他就担心人们会留意于文采而忘了它的内在价值，从而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恶果。这和楚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型的事，所以墨子的话很多，但不动听。”墨子用木头制作了一只飞聋，经过三年才制成，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说：“先生手艺真巧，竟能达到让木鸢高飞的境界。”墨子说：“我比不上制造车的人手艺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费一天功夫，就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走很远的路，出很大的力，并且可以用很多年。现在我做了木鸢，三年做成，才飞了一天就坏了。”惠子听到后说：“墨子真精明——他知道做车较是精明的，做木聋是笨拙的。”宋王和齐国作对时，专为习武修建宫殿。讴癸唱起歌来，走路的人停下来观看，建筑的人不感到疲劳。宋王听说后，召见讴癸并加以赏赐。讴癸回答说：“我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比我还好。”宋王召来射稽让他唱歌，但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倦。宋王说：“走路的人还不停地走，建筑的人也感到疲劳，射稽唱得不如你好，这是为什么？”讴癸回答说：“大王可以检查一下我们两人的功效。”讴癸唱歌时建筑的人只筑了四板，射稽唱歌时却筑了八板；再检查墙的坚固程度，讴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打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筑的墙只能打进去两寸。

　　良药苦口，但聪明人却要努力喝下去，这是因为他知道喝下去后能使自己疾病痊愈。忠言逆耳，但明智君主愿意听取，这是因为他知道由此可以获得成功。

　　说二

　　宋国有个请求替燕王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的人，让燕王一定要在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就用近二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听说君主没有十天不喝酒作乐的斋戒。现在他知道君主不能长时间斋戒去观看那件没有用处的东西，所以定了三个月期限。凡是需要刻削的东西，用来刻削它的东西一定更小。我是个铁匠，没有办法给他制作刻刀。那猕猴是不可能有的东西，大王一定要予以明察才是。”燕王于是把那个宋人拘禁起来加以盘问，那个宋人果然在弄虚作假，燕王随后就杀了他。铁匠对燕王说：“计谋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进说献计人士说的话，多半是这种要在棘刺尖上刻制称霸之类的胡言乱语。”另一种说法：燕王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有个卫人说：“我能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燕王很高兴，用三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去供养他。燕王说：“我想看看你雕刻在棘刺尖上弥猴。”卫人说：“君王要想看它，必须在半年中不到内宫住宿，不饮酒吃肉。在雨停日出、阴晴交错的时候再观赏，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我在棘刺尖上刻的猕猴。”燕王因而把这个卫人供养了起来，但不能看他刻的猕猴。郑国有个台下地方的铁匠对燕王说：“我是做削刀的人。各种微小曲东西一定要用削刀来雕刻，被雕刻的东西一定会比削刀大。现在的情形是棘刺尖上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削刀的刀锋难以刻削棘刺的顶端，大王不妨看看他的削刀，能不能在棘刺尖上刻东西也就清楚了。”燕王说：“好。”于是对那个卫人说：“你在棘刺尖上制作猕猴，用什么来刻削？”卫人说：“用削刀。”燕王说：“我想看看你的削刀。”卫人说：“请您允许我到到处去取削刀。”趁机就逃跑了。兒说是宋国人，是个善于辩说的学者。他曾经提出“白马不是马”的命题说服了稷下的辩说家们。他有一烟着白马过关口，终究得交纳白马税。所以，凭借虚浮言辞，他可以压倒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连一个人也欺骗不了。用新磨出的利箭，张满弓弩发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胡乱发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小东西的。然而他不能再次射中原处，是不能认为该人善于射箭的，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射程只有十步那么远，不是后羿和逢蒙这样的射箭能手，就不一定能全部射中了，因为已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靶射箭是困难的，无靶射箭是容易的。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后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直径的范围认作精巧；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人们会把乱射射中细小的东西认作笨拙。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辩士们就会用繁言絮语进说；设置一定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话，即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怕言辞有，失，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是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辞；不是用功效去衡量，而是赞赏他们的行为，不问是否合乎准则。这是君主长期受欺骗，而游说的人长期被供养的原因。有个愿教燕王学习长生不死道术的客人，燕王派人去向他学习。派去学习的人还没来得及学到手，那个客人先死了。燕王非常恼怒，杀了去学的人。燕王不明白客人在欺骗自己，却怪罪去学的人太迟笨。相信没有根据的东西，而杀掉没有罪过的臣子，这就是不能明察的危害。况且人们最看重的无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又怎能使燕王长生呢？郑国有一对相互争论年龄大小的人。一个说；“我和唐尧同岁。”另一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岁。”为此争执不下，只能是把最后停止争辩的人作为胜利者罢了。

　　有个为周君画竹简的客人，过了三年才完成。周君前去观看，和漆过的竹简一样，周君非常气愤。画竹简的人说；“筑一道十板高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大的窗，然后等到太阳刚出来时把竹简放在窗上对着阳光看看。”周君照他的话做了，看见竹简上画的形状都成了龙、蛇、飞禽、走兽、车马等，万事万物的形状全都具备，周君非常高兴。画这个竹简的功夫并非不微妙和难能，然而它的用途和未画花纹或只用漆漆过的竹简完全一样。有个替齐王画画的客人，齐王问道：“画什么最难？”客人说：“画狗马难。”“画什么容易？”客人说：“画鬼怪容易。”狗马是人们都知道的，天天在人们的面前出现，不可能画得很像，所以难；鬼怪是无形的东西，不会在人们面前出现，所以画起来很容易。

　　齐国有个隐士叫田仲，宋人屈谷见到他说：“我听说您很有骨气，不依靠别人吃饭。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坚硬得像块石头，厚实得没有空隙，把它献给您了。”田仲说：“葫芦可贵的地方在于可以用它装东西。现在它厚实得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来装东西了；它重得像块坚硬的石头，就不能剖开来斟酒了。我拿这个葫芦是毫无用处的。”屈谷说：“说得对，我准备把它扔了。”现在田仲不依靠别人吃饭，同时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正和坚硬的实心葫芦同一类型。赵人虞卿建造房子，对工匠说：“房顶太高了。”工匠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巴是潮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卿说：“不对。潮湿的泥巴重量大，不干的椽木形体曲，用弯曲的椽木承受很重的泥巴，房顶就应当造得低一些。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泥巴也干了，椽木也干了。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椽木干了就会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受变轻的泥巴，房顶就会逐渐增高。”工匠无话可说，按照虞卿的话造出房子来，房子坍塌了。另一种说法：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范瞄说：“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睢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睢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范睢、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一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受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当代像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还在不断出现，而君主对他们仍然欣赏不止，这就是尊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议论，而把懂得法术的人当作被动的工匠看待。工匠不能施展技巧，所以会有屋塌、弓折的结果；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实行自己的方略，所以国家混乱而君主处于险境。小孩在一起做游戏时，把尘土当饭食，用泥巴当肉汁，用木头当肉块。但他们到了晚上是一定要回家吃饭的，因为泥巴做的饭菜可以玩耍，却不能真吃。称说上古传颂的东西，动听却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道德，却不能使国家走上正路，这样的情形也只能用来作游戏，而不能真的用来治国。因追求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韩、赵、魏三国就是例子；不追求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得强盛的，秦国就是例子。然而秦国至今没有称帝，只是因为治理还不完善。

　　说三

　　人在婴儿时，父母对他扶养马虎，儿子长大了就要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怒责儿子。父子是至亲骨肉，但有时怒责，有时埋怨，都是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又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用工人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美食，挑选布币去交换钱币以便给予报酬，并不是喜欢雇工，而是说：这样做，耕地的人才会耕得深，锄草的人才会锄得净。雇工卖力而快速地耘田耕田，使尽技巧整理畦埂，目的并不是爱主人，而是说：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美，钱币才容易得到。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劳力，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雇工专心一意地工作，都是怀着为自己的打算。所以人们办事给人好处，如果从对人有利处着想，那么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如果从对人有害处着想，那么父子间也会分离并相互埋怨。

　　文公讨伐宋国。预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宋君昏乱，轻视侮辱德高望重的人，分配财产不公平，教诲和命令不守信用。我来此目的是为民除害。”

　　越国讨伐吴国，事先就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吴王修筑如皇台观，挖掘深池，使百姓疲劳困苦，耗费财物，竭尽人力。我前来为民除害。”

　　蔡侯的女儿是齐桓公的夫人。桓公和夫人一起坐船，夫人摇晃小船，桓公非常害怕，制止她但她也不停下来，桓公忿怒地离弃了她。后来桓公想再召回她，蔡国却进而把她改嫁了。桓公非常气愤，准备讨伐蔡国。管仲劝谏说：“为了夫妻之间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讨伐人家的国家，既然不能指望因此建立什么功业，就请不要计较这件事了。”桓公不听劝谏。管仲说：“必不得已的话，楚国不向周王朝进贡菁茅已有三年了，您不如起兵替天子讨伐楚国。楚剧顺服了，随后回兵袭击蔡国，就说‘我替天子讨伐楚国，而你们却不率领军队听命助攻。’然后就灭掉它。这样在名义上是正义的，在实际上是有利的，所以一定会有替天子讨伐的名义，同时有报仇的实效。”

　　吴起担任魏军将领攻打中山国。士兵中有一个患了毒疮的人，吴起跪着亲自为他吸掉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马上哭起来，有人问道：“将军如此对待你的儿子，还有什么可哭的？”这位母亲回答说：“吴起吸他父亲的伤口，他父亲奋战而死；现在这孩子又会奋战而死了，现在我就是为此哭泣的。”

　　赵武灵王命令工匠用钩梯攀登播吾山，在山上刻上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并刻上字说：“主父曾在此游玩。”

　　秦昭王命令工匠用钩梯登上华山，用松柏的心做成一副棋，银子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并刻上字说；“昭王曾在这里和天神下过棋。”晋文公回国，到黄河边，命令把流亡过程中用旧的食物用具、睡觉角具都丢掉，叫手脚磨出老茧和脸色黑的人退到后面去。狐偃听说后，就在晚上哭了起来，文公说：“我流亡二十年，现在才得以回国。你听说后不高兴，反而哭，你的意思是不想我回国吧？”狐偃回答说：“笾豆是用来盛食物的，席蓐是用来睡觉的，您却把它们扔了；手脚上有老茧，脸色发黑的，是劳而有功的人，您却让他们迟到后面。现在我也有理由被归在后面，心中有说不出的哀痛，所以哭了。况且我为您返回曾多次采用诈伪欺骗的手段，我自己都感到讨厌自己，何况您呢？”连拜两拜就要告辞。文公阻止他说：“俗话说：‘修筑土地神坛的人，撩起衣服树立社神，穿起礼服、戴上礼帽又去祭审讯祀。’现在你为我取得了国家，而不和我一起去治理；好比为我树立了社神，却不和我一起去祭祀一样。这怎么行呢？”文公解下车子左边的马沉到河里，对着河神起了誓。

　　郑县有个叫卜子的人，叫他的妻子做裤子，他妻子问：“现衣这条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卜子说：“像我的旧裤子。”他妻子因而把新裤子弄破，使它像旧裤子。

　　郑县有人得到一个车辆，但不知它的名称，就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辆。”不久他又得到一个车轭，又问别人说：“这是什么？”别人回答说：“这是车轭。”问话的人非常气愤地说：“刚才说是车扼，现在又说是车辆，车轭怎么这样多呢？你在欺骗我！”于是和答话人发生了争斗。

　　卫国有个管射飞禽的小官，鸟落下后，就先用头巾向鸟挥动，鸟受惊飞去而无法射中。

　　郑县人卜子的妻子来到集市，买厂甲鱼回家，过颖河时，以为甲鱼渴了，就放它到河里去喝水，结果丢了买的甲鱼。

　　年纪轻的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年纪大的人喝，他自己也喝。

　　另—种说法：鲁国有个自以为高明的人，看见年纪大的人没能把杯中酒喝完就呕吐，也仿效着呕吐起来。

　　另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年轻的人也想仿效高明的样子，看见年纪大的人喝酒一饮而尽，自己不会喝酒也想一饮而尽。

　　古书上说：“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就用重迭的带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别人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

　　古书上说：“又雕又琢，还原它的本来面目。”魏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一言一行都学习这句话，做任何事都讲求修饰，说道：“真是困难啊。”结果反而失掉了他原来的样子。别人说；“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

　　郢地有个给燕相写信的人，晚上正在写着，烛火不亮，就对拿烛的人说：“举烛。”嘴里说着“举烛”，信中也误写上了“举烛”。举烛，并不是信的本意。燕相收到信后却解释说：“举烛，也就是祟尚光明；所谓崇尚光明，也就是要选拔贤人加以任用。”燕相告诉燕王，燕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了。治理是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信的本意。当代被提拔的学者大多都像这类人。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先自己量好脚的尺码，然后把它放在座位上，等到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鞍，才说道：“我忘记拿尺码了。”于是返回家里去取。等到再返回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说!“为什么不用脚试试？”他说：“我宁愿相信尺码，不能相信自己的脚。”

　　说四

　　王登任中牟县县令时，向赵襄子进言说：“中牟有中章和胥己两位文士，他们的品行很好，学识很渊博，您何不举用他们呢？”赵襄子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将任命他们为中大夫。”赵襄子的家臣头目劝他说：“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位，现在他们没有功劳就接受这么高的职权，不符合晋国提拔大臣的原意。您恐也只是耳闻他们的名声，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实效吧！”赵襄子说：“我取用王登，就是既用耳听又用眼看的；王登选拔的人，又要我亲自用耳听和用眼看。这样亲自考察，就永远没有个完了。”王登在一天内使两个人见到赵襄子，被任命为中大夫，授予他们土地和房屋。中牟县里的人放弃耕田除草的农活，卖掉住宅和菜园，以便追随搞私学的文士，占了这个地区人口的一半。叔向在晋平公处陪坐，平公和他商量事情，平公腿痛脚麻以至抽筋，还是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人听说后，都说：“叔向是个贤人，平公对他有礼，以致抽筋也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辞去官职以及对于贵族的依附而仿效叔向的人，一时间占了全国的一半。

　　郑县有个叫屈公的人，听到敌人来了，很害怕，吓得死了过去；害怕的情绪一过去，又活了过来。

　　赵武灵王派李疵察看中山国可不可以攻打。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国可以攻打。您不赶快攻打的话，就要落在齐国和燕国的后面。”武灵王说：“根据什么说可以攻打？”李疵回答说：“中山国君亲近隐居的人。他亲自驱车拜访并和他们同车，以便显扬居住在小街小巷里的读书人，人数要用十来计算。他用平等的礼节来对待不做官的读书人，人数要用百来计算了。”赵武灵王说：“按你的话来判断，中山国君是个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是这样的，喜欢显扬隐士并让他们参加朝会，战士们打仗时就会懈怠；君主尊重学者，文士高居朝廷，农夫就懒于拼作。战士打仗时懈怠、兵力就削弱了、农夫懒于耕作，国家就贫穷了。兵力比敌人弱，国家内部又穷，这样还不衰亡的，从未有过。攻打中山不是可行的吗？”赵武灵王说：“很好。”起兵攻打中山，随后灭亡了它。

　　说五

　　齐桓公喜欢穿紫衣服，全国的人就都穿紫衣服。在那时，五匹素布还抵不上一匹紫布。桓公为此事担忧，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紫衣服特别贵，全国百姓喜欢穿紫衣服，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对此怎么办？”管仲说：“君王想要制止这种状况，为何不尝试着自己不去穿紫衣服呢？您就对近侍说：‘我特别厌恶紫衣服的气味。’如果在这个时候近侍中恰巧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厌恶紫衣服的气味。”’桓公说：“好吧。”在这一天，君主的侍从官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二天，国都中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第三天，齐国境内没有一个人穿紫衣服。另一种说法：齐王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人都喜欢穿紫衣服。齐国五匹素布抵不上一匹紫布。齐王担心紫布太贵。太傅规劝齐王说：“《诗》上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现在大王要想使民众不穿紫衣服，就请先自己脱下紫衣服去上朝。群臣中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就说：‘再离我远些，我厌恶那种气味。”’这一天，侍从官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个月，国都中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这一年，齐国境内再没有一个穿紫衣服的。

　　郑简公对于产说：“郑国小；又夹在楚国和晋国的中间。现在内城外城不完整，兵器铠甲不齐备，不能用来应付意外事变。”子产说：“我对外关闭得已足够严了，在内防卫得已足够牢了，虽然国家不大，也还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请您不必为这件事担忧。”因此直到郑简公去世，国家一直没有祸患。另一种说法：子产担任郑相，郑简公对子产说：“喝起酒来都没法尽兴。放祭品的器具不够大，钟鼓竿瑟不够响，我的事务不能专一，国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过些也算你的过失了。你有你的职事，我也有我的职事，咱们各自管好自己的职事吧。”子产下朝后，经过五年的政事经营，国内没有盗贼，路不拾遗，桃树枣树的果实遮蔽街道，也没人伸手去摘，锥子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就“有人送回，这种情形，其后三年不曾改变，民众没有挨饿的。宋襄公和楚人在涿谷上打仗，宋人已经摆好了阵势，楚人还没有完全过河。宋右司马官购强快步上前进言道：“敌众我寡，请在楚人半渡，尚未摆好阵势时出击，一定能把他们打垮。”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过，‘不要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不要捉拿年事已高的人，不要在别人危险时再推一把，不要在别人困迫时再加一码，不要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现在楚军没有完全过河就去攻打，是有伤义理的。还是等到楚人全部过了河，摆好阵势，然后再击鼓让战士们进攻吧。”右司马说：“君王不爱惜宋国民众，不保全国家根本，只不过为的仁义虚名罢了。”襄公说：“不快回到队伍里去，将按军法处置!”右司马回到队伍时，楚人已经排好行列、摆好阵势了、襄公这才击鼓进攻。宋人大败，宋襄公伤及大腿，三天后就死了。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带来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干，然后民众才听从，这就是要君主自己种田吃饭，自己排在队伍里打仗，然后民众才肯从事耕战。这样一来，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释使从国都跑来谒见说：“曼婴病得很重，快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景公立刻起身，又有驿使到达。景公说：“赶快驾上烦且拉的车，叫马车官韩柩驾车。”才跑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韩枢赶得不快，夺过缰绳，代他驾车，又跑了几百步路，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就干脆丢下车子，自己向前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好马和车马官韩柩这样高超的驾驭本领，而齐景公竟会认为不如自已下车跑得快。

　　魏昭王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对孟尝君说：“我想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孟尝君说：“大王想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昭王才读过十几条法令就躺下打瞌睡了。昭王说：“我不能阅读这些法令。”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势，却想做臣子应当做的事情，那么打磕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孔子说：“做君主的人好像盂，民众好像水。盂是方的，水就成方的；盂是圆的，水就成圆的。”

　　邹国国君爱用长长的帽带，近侍也都跟着用上了长长的帽带，帽带价格很高。邹君为此担忧，问近侍，近侍说：“您喜欢佩带，百姓也都跟着佩带，因此责了起来。”邹君于是先把自己的帽带割断，然后到外面出巡，邹国民众全都不再用长帽带了。君主不能下令定出民众佩带标准来加以禁止，却割断自己的帽带出巡，以示为民先导，这是先行侮辱自己，再去指导民众的做法。

　　叔向分配猎获物时，功劳多的分得多，功劳少的分得少。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度非常不容易推行。”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验明功劳而给予赏赐，依据才能而授予官职。现在君主设立了法度，却又听从近侍的请求，这是法度难以推行的原因。”昭侯说：“我从今以后知道如何推行法度了，知道听取什么意见了。”一天，申不害请求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儿学来的做法。要是听从你的请求，不就破坏你的治国原则了吗？我没法采纳你的请求：”申不害诚惶诚恐地请求给予处罚。

　　说六

　　晋文公攻打原国时，携带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和大夫约定在十天内收兵。到达原地十天，却没有攻下原国，文公鸣金后退，收兵离开原因。有个从原国都城中出来的文士说：“原国三天内就可攻下了。”群臣近侍进谏说：“原国城内已经粮食枯竭，力量耗尽了，君主暂且等一等吧。”文公说：“我和武士约期十天，还不离开的话，那就失掉了我的信用。得到原国而失掉信用，我是不干的。”于是收兵离去。原国人听到后说：“君主有像他那样守信用的，怎好不归顺呢？”就向晋文公投降了。卫国人听到后说：“君主有像他那样守信用的，怎么能不跟从他呢？”随后投降了晋文公。孔子听到后记下来说：“攻打原国而得到卫国，靠的是信用。”晋文公问箕郑说：“怎样救济饥荒？”箕郑回答说：“守信用。”文公说：“怎样守信用呢？”箕郑说：“在名位、政事、道义上都要守信用：名位上守信用，群臣就会尽职尽责，好的坏的不会混杂，各种政事不会懈怠；政事上守信用，就不会错过天时季节，百姓不会三心二意；道义上守信用，亲近的入就会努力工作，疏远的人就会前来归顺了。”

　　吴起出门，碰到了老朋友，就留人家一起吃饭。老朋友说：“好吧。马上就会回来吃饭的。”吴起说：“我等您来吃饭。”老朋友到晚上还没来，吴起不吃饭等候着他。第二天早上，派人去请老朋友。老朋友来了，吴起才和他一起吃饭。魏文侯和守山的人约定了打猎时间。第二天，正巧碰上天刮大风，近侍劝阻文侯不要再去，文侯不听，说：“不可因风大的缘故而失掉信用，我不能那样处身行事。”于是亲自驾车前去，冒风告诉守山人打猎的事作罢。

　　曾子的妻子上集市去，小儿子跟在后面哭泣。孩子母亲说：“你回去，等我回来给你杀个猪吃。”她去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猪来杀。妻子阻止说：“不过是和小孩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小孩可不是开玩笑的对象。小孩没什么才智，要靠父母作出样子才会跟着学，完全听从父母的教诲。现在你欺骗了他，也就是教儿子学会骗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母亲了，这不是进行教育的方法。”于是就把猪杀掉煮了。楚厉王遇到军情警报，就立起军鼓作为号召，通知民众一起防守。他喝酒喝醉后，错误地敲响了军鼓，民众都非常惊慌。厉王派人安抗大家说：“我是醉酒后和近侍开玩笑，才错误地击了鼓。”于是民众都松懈了下来。过了几个月，又遇到军情警报，厉王击鼓，民众却不去备战。于是他更改命令，明确信号，这样民众才信从了。

　　李悝警告左有壁垒的军队说；“小心地警惕敌人，他们早晚就会来袭击你们。”像这样的警告说了好多次，但敌人却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队都松懈了下来，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人前来袭击他们，打起来后，几乎消灭李埋全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害。另一种说法：李悝和秦人就要交战。他对左边壁垒的军队说：“快上。右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又骑马到右边壁垒的军队说：“左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两翼军队都说：“上阵吧。”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上了阵。过后第二年，和秦人交战。秦人前来偷袭，一交手，差点儿消灭魏军。这是不讲信用的祸害。

　　有两个有争吵，请子产为他们评理。了产把他们隔离在两处，使他们互相不能交谈。然后把他们两人的话都颠倒其词告诉对方，是非曲直很快就知道了。

　　卫嗣公派人扮成经过关卡的人，这个人在过关时受到了主管官吏的非难，该人于是贿赂这个官吏，才得以顺利过关。后来，卫嗣公对那官吏说：“某月某日，有个人给了你金钱，你就放他过关了。”关卡上管理官吏特别害怕，认为卫嗣公明察下情。

参考资料：
1、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09/20/4438369_680162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