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封禅文本身就是歌功颂德的作品，由于刘勰对封建帝王的尊崇，在对这种文体的论述中，更表现了明显的局限。他对管仲的“空谈非征”，对扬雄作品的“兼包神怪”，虽然都持否定态度，但本篇基本内容是讲歌颂帝王功德以祭天地，其封建迷信的思想是比较浓厚的。

　　这种文体和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刘勰具体论述了班固的《典引》写得“雅有懿采”，和他能“历鉴前作”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刘勰认为：即使前人把道理讲完，方法用尽，后代作者能“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这种认识对形成其继承和革新的文学发展观点，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可说，刘勰在创作论中提出“通变”的观点。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总结出来的。

　　（一）
　　北极星处于天的正中，帝王受命南面而治，就像北极星那样来治理天下，养育百姓；因此，怎能不颂扬其功德，刻下他的伟大事迹呢！绿图中说：“变化不定，杂乱纷纷，万物都发育滋长。”这是讲至上之德所达到的。丹书中说：“道义胜于私欲就吉利，私欲胜过道义就凶险。”这是指要加以警戒和慎重。因此，警戒慎重可以使道德高尚，至上之德可以化生万物，所以古来七十二个帝王，都曾到泰山来举行封禅典礼。

　　（二）
　　相传黄帝生而神异，能够得到鸿大的符瑞；曾在泰山上刻其功迹，在荆山上铸鼎。大舜巡视山岳的史迹，《尚书·舜典》中有显著的记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禅典礼，也见于纬书《乐·动声仪》之中。到东周时齐桓公称霸，曾打算按帝王之礼进行封禅；管仲婉转劝阻，认为当时有蓬草、恶鸟等怪异现象出现，不宜封禅。由此可见，只有帝王才能刻石封禅。但管仲所讲西海的比翼鸟、东海的比目鱼、南方的三脊茅、北方的黄米等祥瑞的出现，都是一些空谈，无以证验，主要还是帝王功德的大小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封禅书》列为《八书》之一，特地要讲述封禅，可见这的确是祭天的重大典礼；而铭刻功绩以进行祝祷，就是祭天的大观了。秦始皇刻石封禅于泰山，其《泰山刻石》文为李斯所写；法家文辞的特点，是缺乏弘大润泽的风格。它虽然比较粗疏，却颇有力量，也可算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了。展望两汉，封禅之礼隆重而盛大，如西汉武帝在肃然山、东汉光武帝在梁父山封禅，歌功颂德的封禅文，都是名家大作：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汉代首先出现的佳篇。它说明封禅的开始，叙述历代帝王，显示美好的符瑞，反映盛大的功业，歌颂当今，超越往古，宣扬美德，贤于列圣；用吉祥的符瑞来歌颂，用泰山盼望帝王的临幸来赞美。这篇司马相如最后写成的《封禅文》，其实是汉代封禅文的新作。到东汉光武帝时的《泰山刻石文》，则是张纯所写。它的开始是学习《尚书》，末尾却写得如同祝辞；其中引用不少纬书，叙述西汉末年的离乱，赞扬光武帝的武功和文德等等；叙事核实而说理正确，虽然文采不足，内容却是有余了。以上二家之文，都是泰山上的刻石。至于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虽然没有刻石，所写都是有关封禅的事。读《剧秦美新》，它的写作显然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其中多用隐约诡诈的言辞，因而写了不少神怪之事。但它的整个结构相当严密，文辞有条理而圆和畅通。扬雄自己说写这篇作品已“极尽思考”，可见他是用尽全力了。《典引》的描写，雅正而优美；这是作者考察了前人的得失，因而能掌握得当；它表达意义、组成文章，写得富有文采而又巧妙。所以班固曾说：“《封禅文》虽然华丽却不典雅，《剧秦美新》虽然典雅但不核实。”这岂不是考察了前人的作品就易于认识明确，循其体势就容易收到功效吗？至于魏初邯郸淳的《受命述》，不过攀附前代名作，风力不足；写得好像颂体，虽然文理还有条不紊，却很平庸而不高超。到曹植的《魏德论》，是假设主客的议论，一问一答，文势迂缓，长达千言；费劲不小，却收效甚微，缺乏力量和光芒。

　　（三）
　　这种文体的作用，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在写作上开始考虑布局时，必须明确其总的面貌。要如《伊训》、《尧典》一类著作树立主干，从宏伟富丽方面来选择言辞，使内容合于古意而不致深奥不明显，文辞新颖而又不流于浮浅，内容能放出光芒，文辞能利如锋刃，就是最好的作品了。即使古人把道理讲完，方法用尽，后世作者必将有所继承，但只要在文采上不断创新，就一定会超过前代作者。

　　（四）
　　封泰山而刻下帝王的功绩，是称扬帝王来报答上天授予美命。远听那高山之上，美妙的声音十分动人。树立的石碑高入云霄，封禅的文章传遍八方。封禅大法凝成的佳作，腾空飞舞，有如虬龙。


参考资料：
1、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24/06/6956316_30948016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