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期间的几家奏文，三是论述写弹奏的不良倾向，提出正确的写作态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论“启”，兼及“谠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启有关的名目。

　　奏、启和前一篇所论章、表，后一篇所论议、对一样，都是帝制时期臣下对帝王的政治性文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大的。除了对研究古代文体略有参考意义外，其中论及的某些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思想还很值得注意。如刘勰特别重视弹劾官吏的奏文，对它进行了单独论述，大力强调弹奏的严峻有力，“不畏强御”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一贯推崇儒家，本篇不仅讲到《诗》《礼》二经，儒家墨家，都有不当之处，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谩骂，一概当做“躁言丑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评，这对儒家是颇为不恭的。他主张弹奏要“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独尊儒术。

　　本篇尊孔光为“名儒”，反映了刘勰的偏见，范文澜已指出：“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这是对的。但刘勰在《程器》篇又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曾献媚董贤的孔光，在董贤死后却大讲其“奸回”，对这位孔子的后代，虽曰“名儒”，就成了无情的嘲讽。

　　（一）
　　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秦汉时的官吏，给帝王的上书叫做“奏”。陈述政事、提出典制礼仪、请示紧急重大的事件、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都称之为“奏”。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从汉代以后，奏事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流畅。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析通畅为首。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

　　（二）
　　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

　　（三）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此外，因为表奏文有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所以又称为“谠言”。所谓“谠”，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所以叫做“谠言”。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阴阳变化；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错向秦博士学习《尚书》回来后，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为了保守机密。作为帝王的臣下，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须说直话，这都事实俱在，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四）
　　总之，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

参考资料：
1、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24/06/6956316_30948016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