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三）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和谐，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刀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四）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


参考资料：
1、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24/06/6956316_3094805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