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至于《五子之歌》原是后人伪作，刘勰竟奉为“万代之仪表”，这都是其历史局限。第二部分评两汉作家三十三人。第三部分评魏代作家十八人。第四部分评两晋作家二十五人，附带说明宋代作家“世近易明”，不再评述。第五部分是根据以上评述所作的小结，主要说明文人成就的大小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这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本篇以评论作家才气为主，这只是作家成就高低的主观因素，篇末强调“贵乎时”，则注意到了作家成就的客观因素。文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时序》篇的论题，本篇简要地提出，不仅必要，且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但也应看到，刘勰在这里讲的“贵乎时”，主要指“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本篇按略远详近的原则评论历代作家，其略与详，主要指所论各个时期作家的多少而言；凡所论及，其详略虽也稍有不同，总的来说，都是很简要的。但刘勰所论，话虽不多，大都概括了作家的主要成就、基本特点和重要得失。这些作家在“论文叙笔”的各篇，大都各有分别论述，所以，本篇的概括评论，则是刘勰对作家的总论。在这篇总论中，也有如曹操、陶渊明等少数重要作家没有谈到。曹操在本书其他篇章还讲到几处，陶渊明则除存疑的《隐秀》篇外，全书都没有提到。就《才略》篇来说，陶渊明或被列入“宋代逸才”而不论，不讲曹操就毫无道理了。此外，如班婕妤、徐淑、蔡琰、左芬等女作家一个不讲，这就是刘勰的儒家正统观念造成的了；其中对《五子之歌》、尹吉甫、马融等评价太高，也是这个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虽对“九代之文”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文史诗赋、章表奏议等都有所涉及，但刘勰对文学艺术和学术论著的不同特点，在这些评论中却表现了他更为明确的认识。如董仲舒和司马迁，刘勰说他们一是“专儒”，一是“纯史”，其所肯定的，并不是《春秋繁露》或《史记》这样的巨著，而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感士不遇赋》，认为这才属于“丽缛成文”的文学作品。又如说：“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这里，不仅没有混同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反而是有意识地加以对照，用“富号猗顿”的论著，“博识有功”的学力，来反衬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偏浅无才”，“绚采无力”。这说明，本篇所论之“才”，是专指文学创作的才力，文学家的“才”和学术家的“才”，是各有特点而不可混同的两种才力。

　　（一）
　　从黄唐到魏晋九代的文章，是十分丰富而繁盛了；这个时期优秀的作家作品，可略加评述。虞夏时期的文章，有皋陶提出诸侯必备的六种品德，夔所整理的八音，益对舜的赞辞等。太康的五个兄弟所作的《五子之歌》，文辞温和，意义雅正，为后世万代的典范。商、周时期，有仲虺告诫商王的《仲虺之诰》，伊尹教训太甲的《伊训》，尹吉甫歌颂周宣王的诗篇：这些作品的意义既合于常道，文辞也值得后人师法。到了春秋时期，各国大夫在聘问集会中运用修饰得很好的辞藻，其众多如美玉聚积的园圃，光彩似繁华的锦绣市场。薳敖选用楚国美好的典章，士会讲求晋国的礼法，赵衰以富有文采而随晋公子重耳到秦国赴宴，子产因善于辞令而捍卫了郑国，郑国游吉貌美才秀而有文采，郑国的公孙挥善于言辞：这些都是春秋时期以文辞著称的突出人物。战国时期任用武力，但文人仍不断出现。诸子百家以他们的思想学说为凭借，屈原、宋玉以《楚辞》表现其异采，乐毅的《献书报燕王》明辨而义正，范雎的《献书昭王》虽未明言“宣后乱秦”却讲出了当时秦国的要害，苏秦游说六国的言辞有力而切合时事，李斯的《上书谏逐客》文辞华丽而内容有说服力：如果在重视文辞的盛世，这些作者就是扬雄、班固一类的人物了。此外，荀况既是儒学的宗师，又描绘物象而称之为《赋》，文采和内容相称，的确具有大儒的特点。

　　（二）
　　汉初陆贾，首先创造了奇特的文采，他写了《孟春赋》和合于《典》、《诰》的《新语》，其中辩丽的文辞已很丰富了。贾谊锐利的才力，能超越奔驰的骏马；他的议论妥帖，辞赋清新，岂能是凭空达到的！枚乘的《七发》，邹阳的《上书吴王》等，笔下有丰富的文采，言辞有旺盛的气势。董仲舒是儒学专家，司马迁是纯粹的史学家，他们也以富丽的辞采写成《士不遇赋》、《感士不遇赋》，也就是《诗经》的作者抒发哀思的意义了。司马相如爱好读书，学习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大量夸张艳丽的描写，成为辞赋的宗匠。但考察其辞藻的纯粹意义，内容和形式很不相称，所以扬雄认为“文辞华丽而用处不大的，就是司马相如”，这话的确是对的。王褒创造文采，以细密工巧为旨趣，他描绘的声音状貌，轻巧可观。扬雄作品的命意，是辞赋家中最深刻的，试看他写得内容深广，文辞奇丽，又能竭尽全力进行钻研思考，所以内容丰富而文辞有力。桓谭的理论著作，号称比古代猗顿的的财产还富裕；宋弘向光武帝称扬推荐，便把桓谭比作司马相如；但他的《仙赋》等文学作品，却写得浅陋无才：由此可见，桓谭虽长于论著，却不善于文学创作。冯衍很爱好进献说辞，在东汉的昌盛之世却很不得志，但他抒写其不得志之情的《显志赋》，反而像蚌的病成了珍珠一样。班彪和班固，刘向和刘歆，都是父子相继有文采。过去的说法是班固的文才优于班彪，刘歆的学识精于刘向；但班彪的《王命论》写得清晰明辩，刘向的《新序》写得完备精练，这就如同出产于昆山的美玉，也难超出昆山之玉的原貌了。傅毅和崔骃，他们的光华辞采并驾齐驱；崔瑗、崔寔紧跟其后，可谓能继承其家风了。杜笃和贾逵，在文才方面也颇有声誉，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力，只能是崔骃、傅毅一类作家的末流。李尤的赋和铭，希望写成意义鸿深的作品，可是才力不高，只能低垂着翅翼不能奋飞。马融是东汉的大儒，思想博大，认识高超，作品合于儒家经典的规范，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王逸的学识广博，这方面很有成就，但文学创作没有力量。王逸的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瑰丽的锋芒特别突出，他善于描绘事物的形貌，岂不是得到枚乘流传下来的技巧！张衡多才多艺，蔡邕精深雅正；他们都文史兼通，前后三十多年遥遥相望。由此可见，竹、柏虽有异而同样贞定，金、玉虽殊却都是珍宝。刘向的奏议，意旨急切而文辞舒缓；赵壹的辞赋，意义充实而体制松散；孔融的气势较盛，显示在书表方面；祢衡的文思较锐，运用在辞赋之中：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优点。潘勖凭借儒家经典而施展才力，所以《册魏公九锡文》写得超群出众；王朗努力著作以寄托情志，也在学习古代铭文上获得成就。但司马相如和王褒以前的写作，主要是运用才气而不追求学识；扬雄、刘向以后，就常常引用古书来辅助文章：这是凭才气或靠学识的重要界线，它的区分是不可混乱的。

　　（三）
　　魏文帝曹丕的文才，旺盛而清丽，过去的评论贬低他，认为比曹植相差千里。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气俊秀，诗歌华丽而章表卓越；曹丕则思考周详而才力迟缓，因此他的名声不大。可是曹丕的乐府诗清新激越，《典论·论文》辩明扼要：注意到他们各有长短，也就可以做正确的评价了。但世俗之情对人的或抑或扬，往往是随声附和，于是使曹丕因身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曹植因处境困难而增加其价值，这并不是准确的论断。王粲的才力充沛，写作敏捷而精密，诗赋论铭样样都写得好，文辞也很少病累：取其优秀的诗赋，就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作家吧！陈琳和阮瑀，以擅长章表檄移称著，徐幹以辞赋和论著显示其优美，刘桢以高尚的情操和辞采相结合，应玚才学优秀而在诗赋创作上有所收获。路粹和杨修，在笔札书记方面颇为精工，丁仪和邯郸淳，他们的《刑礼论》、《受命述》也还写得不错：这些作家都有值得称道的。刘劭的《赵都赋》，能够追赶前代优秀的作家；何晏的《景福殿赋》，则可光照后世的作者。应璩深怀意趣，用《百壹诗》显示他的情志：应贞掌握写作的道理，用《临丹赋》组成其文采。嵇康独出心裁来写论文，阮籍任其志气以写诗歌：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发出共同的心声，用不同的翅膀朝着同一方向奋飞。

　　（四）
　　张华的小赋，写得很美而清新流畅，其《鹪鹩赋》的寓意，就是韩非所写《说难》的意思。左思有出奇的文才，擅长于深入地思考；但他写《三都赋》用尽了锐气，写《咏史诗》表现了才华的卓越，就再没有写其他作品的精力了。潘岳的文思敏捷，文辞畅达，意义和谐；他的才气积聚在《西征赋》中，更充分体现于哀诔之作，这是他内在的情感所决定的。陆机的才力要求深入探讨，辞藻力求繁富：所以他的文思虽很工巧，却不能约束繁杂。陆云爱好明朗简练，由于他懂得控制繁多，所以运用文采鲜明省净，善于写短小的篇章。孙楚构思作文，往往是质直陈述而文辞通畅。挚虞抒发胸怀之作，总是遵循天命而辞义温雅；他在《文章流别论》中叙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并加以品评，写得颇有条理。傅玄的作品，内容大都是规劝鉴戒；傅咸的奏议，能继承其父的刚劲正直：他们父子都是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各种花朵的美丽花托。成公绥的赋大都写得不错；夏侯湛的作品，虽具有《尚书》、《诗经》的形式，但成就都很微小。曹摅的长诗写得比较清丽，张翰的小诗写得明辨而切实：这是他们各不相同的优点。张载、张协兄弟，才华秀丽而不相上下，正像鲁国和卫国的兄弟之政，他俩的文学成就也在兄弟之间。刘琨的作品雅正雄壮而富有风力，卢谌的作品情志明显而道理清晰：这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郭璞的诗赋华艳俊逸，可称东晋之冠；他的《南郊赋》既是庄严美好的大手笔，《游仙诗》也能使读者有如飘浮在云端。庾亮的章表，写得细密而闲熟畅通；温峤的笔札书记，遵循事理而清新通达：他们也是笔札方面的高手了。孙盛和干宝，都长于文辞而成为史学家，他们学习的标准，是《尚书》中的《典》、《训》：两人的途径虽然不同，但文笔辞采是相近的。袁宏写文章立意甚高，所以虽卓越出众却常有偏差；孙绰的诗赋过分拘守玄理，所以虽有条理却缺乏形象。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谢混的《游西池》，都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如同滔滔洪水的玄风虽已消失，残存在诗文中的玄理，仍使文章大为浇薄。
　　宋代才高的作家、作品如鳞片大量积聚；因为时代很近，容易了解，就没有加以评述的必要了。

　　（五）
　　查看东汉的作家，和西汉作家也相差无几；晋代的文坛，几乎可以和建安文学媲美。但曹魏时期的议论，必然以汉武帝时期为最高理想；刘宋以后的高论，又总是以建安时期为话题。这是为什么呢？岂不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是崇尚文学的盛世，广招才士的最好时机。唉！这就是古人不能不重视时机的原因了。

　　（六）
　　总之，人才难得，确是如此；每个人的禀性是各不相同的。一旦写成文章，就凝结成千古不朽的锦绣。丰富的文采长期流传，良好的风尚更加盛大。不要说九代的作家作品纷杂，仍可清清楚楚地予以品评。


参考资料：
1、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24/06/6956316_3094805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