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写《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写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说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说法。

　　《新语》这部书是陆贾写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可以与经传并列，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超过和增加。陆贾的著作，不见遗散残缺，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堆制土龙可以招致降雨，让人很难理解。旱灾到来就举行雩祭，而郊祭时不以鲧配祭，难道这是晋侯的过失吗？这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晋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确实没有举行雩祭，没有堆制土龙，让晋侯遭祸，这样说是可以的。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就应该用改善政治的办法来使旱灾消除。政治上失误，又去举行雩祭，堆制土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是：“君王行为骄横，就足以招致旱灾。”阴阳之气相混杂，旱涝灾祸交替发生，天道本来就是如此的，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设制土龙呢？是因为举行雩祭神高兴吗？有时候虽然下了雨，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旱灾没有消除，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回复原状的道理，又如何运用呢？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都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其罪过在于人。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为寒温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如果应当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又去举行祭祀，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设制土龙的办法来改变天气的寒温了。高才博学的人，对雩祭可以感天，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汉代写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臆断的解释，扬雄没有庸俗的评论。董仲舒说道论述很杰出，比起司马迁、扬雄二人来他更为高明。谶书上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的著述”，这大概是孔子说的。读谶书的人有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弄乱孔子的著述；有认为“乱”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个“乱”字，整理与异乱两种含意，相差得太远了。然而读谶书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实，所以就解释错了。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可贬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新论》的道理，与《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著书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高，但确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等书，连刘子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人的才智有浅有深，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这是不分新旧的。广陵的陈子迥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处，其优美程度是一样的。当今他们没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着就宣扬它。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子云和侯铺子共在一个朝代，亲眼目睹奇异之书，不根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喜爱奇特的书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扬子云反其意而用《离骚》中的话，并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见到，其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

参考资料：
1、佚名.语文新课程资源网.http://www.eywedu.com/Classic/lhqy0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