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 

参考资料：
1、佚名.语言新课程资源网.http://yw.eywedu.com/24/05/mydoc0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