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

　　周武帝十分敬重他，让他做了太子宫尹，赐爵为江阳县公。

　　他常常拿经书教授太子。

　　开皇初年，做内史侍郎。

　　高祖每当看见他就说：“一表人才啊！”凡是陈述事理的奏书，读来抑扬顿挫，令人注目相看。

　　陈国派使臣袁雅来问候，皇上命元善到馆舍中接受国书，袁雅出门时见元善却不行礼。

　　元善说过去办事有敬拜的礼节，袁雅无话可答，就向他下拜，行礼后就离去了。

　　后来又升为国子祭酒。

　　皇上曾经到学校行拜师之礼，命元善讲《孝经》。

　　于是元善详细陈说书中的内容与道理，同时又用含蓄的话来劝谏皇上。

　　皇上十分高兴地说：“听了江阳县公的一番话，令人振奋。”皇上赏给了元善一百匹绢，一套衣服。

　　元善的精通广博，次于何妥，但是他风流蕴藉，举止潇洒，话音清楚明朗，听的人可以忘记疲倦，因此后辈们都纷纷来到他的门下。

　　何妥时常心中不服，想使元善折服。

　　因为元善讲《春秋》，刚一开讲，儒生们就全到齐了。

　　元善私下对何妥说：“人的名望已经决定，希望你不要使我为难。”何妥答应了。

　　到了讲学的场所，何妥便援引古今的疑难来发难，元善大多不能回答。

　　元善心里很忌恨，两个人因此有隔阂。

　　元善认为高赹有做宰相的才能，曾经对皇上说：“杨素粗俗，苏威怯懦，元胄、元，是如同鸭子一样的小人。

　　可以交给国家大事的人，只有高赹。”皇上当时认为是对的，到了高赹有了罪过，皇上因为元善曾经为高赹说过话，很是责怪抱怨他。

　　元善忧虑害怕，以前就患有消渴病，于是病重而死，死时六十岁。

○辛彦之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

　　祖父辛世叙，西魏凉州刺史。

　　父亲辛灵辅，北周渭州刺史。

　　辛彦之九岁时父亲去世，他不与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广泛涉猎经史之书，与天水的牛弘志同道合，爱好学习。

　　后进入关内，在京兆定居。

　　周太祖器重他，召引他做中外府礼曹，赏赐给他衣马珠玉。

　　当时国家初创，各种制度、礼仪还没有健全，而朝中大臣大多是行武出身，修定礼仪典章，只有辛彦之而已。

　　太祖不久拜辛彦之为中书侍郎。

　　周闵帝即位后，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管礼仪制度。

　　周明帝、周武帝年间(557～578)，辛彦之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封开府仪同三司。

　　辛彦之奉命迎接突阙皇后回朝后，皇上赠给他二百匹马，封为龙门县公，食邑千户。

　　不久，晋爵为五原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

　　周宣帝即位后，授彦之为少宗伯。

　　隋高祖即位后，升辛彦之为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

　　不久调任国子祭酒。

　　一年多后，高祖拜辛彦之为礼部尚书，和秘书监牛弘作《新礼》一书。

　　吴兴人沈重有博学之名，高祖曾令辛彦之与沈重辩论学问，沈重辩不过他，于是退席谢罪说：“辛君的学识就像金城汤池，我无法攻破它。”高祖大喜，后拜辛彦之为隋州刺史。

　　当时各州的长官大都向朝廷上贡珍宝玩物，只有辛彦之上贡的都是祭礼之物。

　　高祖非常喜欢，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辛彦之的上贡方式，很有古人的遗风。”辛彦之调任潞州刺史，他前后任职之处，都有仁政之名。

　　辛彦之信仰佛教，在城内修佛寺两所，都高十五层。

　　开皇十一年(592)，潞州人张元突然死去，几天后却意外地活了。

　　张元说他云游天上，看见一所新建的房子，建制相当华丽。

　　张元问是怎么回事，人们说，这是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所殿堂迎接他。

　　辛彦之听了并不高兴。

　　这一年他死在任上。

　　谥为“宣”。

　　辛彦之撰写的《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传于世。

　　他有个儿子叫辛仲龛，官至猗氏县令。

○何妥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

　　他的父亲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

　　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

　　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

　　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

　　后来，湘东王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

　　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

　　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

　　后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

　　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

　　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高祖受禅，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

　　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

　　当时，纳言苏威曾对皇上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皇上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皇上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

　　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

　　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皇上十分亲近、器重他。

　　何妥因此对皇上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皇上奏道：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

　　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

　　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

　　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

　　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

　　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

　　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

　　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

　　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

　　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

　　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

　　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

　　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

　　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

　　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

　　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

　　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

　　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

　　《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

　　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

　　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

　　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

　　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

　　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

　　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其他文字多不记载。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意。

　　何妥书上奏给皇上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

　　开皇十二年(593)，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

　　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这以后，皇上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

　　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

　　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

　　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

　　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

　　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

　　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

　　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

　　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

　　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

　　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

　　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

　　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

　　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

　　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

　　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

　　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

　　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

　　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王。

　　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

　　《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

　　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

　　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

　　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

　　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

　　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

　　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

　　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

　　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

　　《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

　　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

　　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

　　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

　　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

　　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

　　《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

　　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

　　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

　　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

　　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

　　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

　　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

　　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

　　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

　　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

　　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

　　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

　　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

　　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

　　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

　　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

　　奏表上给皇上后，皇上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

　　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

　　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

　　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皇上请求再度使用黄钟。

　　皇帝下诏命令众卿讨论，众卿都同意这种做法。

　　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皇上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

　　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开皇六年(587)，何妥出任龙州刺史。

　　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

　　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

　　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皇上有诏同意。

　　后又主管学事。

　　当时，皇上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

　　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

　　隋高祖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

　　何妥又上密奏给皇上，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

　　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

　　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

　　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

　　死于任上。

　　谥号肃。

　　他一生中撰写了《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以及和沈重等撰写的《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其他文集十卷，都流行于世。

○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

　　少年以聪慧敏捷为人称道，与信都的刘焯潜心读书，十年不曾出门。

　　刘炫眼睛非常明亮有神，看太阳都不昏花，他的识记能力很强，没有谁能与他相比。

　　他左手画方形，右手画圆形，口里诵读，眼睛识数，耳朵倾听，五件事情同时做，没有一事遗漏或失误。

　　周武帝平定齐国之后，瀛州刺史宇文亢让他任户曹从事，后来的刺史李绘又任他为礼曹从事，以吏才出名。

　　一年多后，奉皇帝诏令与著作郎王劭一起编国史。

　　不久出任门下省，以备为皇上顾问。

　　又与诸位术士编修天文、历法，还在内史省兼任考核评定群臣的职务，内史令李德林，是博陵人，很尊重他。

　　刘炫虽然在三省都任过职，竟然没有得到官位，还被县司责成交赋税服劳役。

　　他向内史陈述了这件事，内史将此事转告给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我陈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人的注，总共十三家，虽然掌握的意义有精细粗略之分，但都能够讲解传授。

　　《周易》、《礼仪》、《毂梁》，所下功夫就稍差一些。

　　史书诸子文集中的美好的言辞和事情，都牢记在心。

　　天文、历法等方面，也能穷尽其细微之处。

　　至于公文、信札，也未曾让别人代过劳。”吏部竟然不再详细测试，但是，在朝廷中的较为有名的十多人，担保证明刘炫所陈述的没有虚假，就这样，刘炫被授予殿内将军之职。

　　当时，牛弘奏请皇上在全国购买散失在民间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到官府，领取奖赏而去。

　　后来有人控告他，经过特赦免去一死。

　　他因此被除名，就回到家里，以讲学授徒为业。

　　太子杨勇听说此事就召见他，等他到了京城，皇帝又诏令他侍奉蜀王杨秀，他故意拖延不到任。

　　蜀王大怒，将他戴上刑具送往益州。

　　没有多久，把他分派做了侍卫，让他拿着兵器当门卫。

　　不久放出，让他主管校对书籍等事，刘炫因此模仿屈原《卜居》作了一篇《筮涂土》来自我寄托。

　　等到蜀王被废，刘炫与群儒们一起修定《五礼》，授予旅骑尉之职。

　　吏部尚书牛弘提出建议，认为应该礼遇诸侯而绝旁枝，大夫要降一等。

　　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与大夫相比照是可以的，官职在第二品，应当降旁亲一等。

　　议论者多数人认为应该这样。

　　刘炫反驳他们说：“古代做官的，只是直系一人罢了，旁系子弟不得做官，因此先王注重嫡亲，其宗子有分别授禄的主张。

　　旁系和直系比虽然疏远一些，但还要穿三个月的丧服，确实是由于享受到了恩惠。

　　现在做官，地位凭借才干而升迁，不受直系旁系的限制，与古代已经不同了，还有什么降不降呢？现在地位尊贵的人，多数忽略了近亲，假如再降低一等，那么人们道德意识的衰微，就会从此开始了。”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

　　开皇二十年(600)，皇帝废除国子四门以及州学县学，只设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

　　刘炫向皇帝上书，认为学校不应该废除，情理非常恳切，高祖没有采纳。

　　开皇末年，国家兴盛，朝廷内外都有攻取辽东的意图。

　　刘炫认为辽东不能攻伐，作《抚夷论》来讽谏这件事，当时谁也没有认识过来。

　　等到大业末年，三次攻伐都没有取胜，刘炫的话才得到证实。

　　炀帝继位，牛弘召引刘炫修订法律政令。

　　高祖在世时，由于文官大多是卑鄙之人，时间长了滋长奸诈，是时势使他们变成了这样。

　　又因为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妇女不守节。

　　于是定下制度，州县的僚属，三年更换一次，九品以上官职的妻子不能再嫁。

　　刘炫写文章论述不能这样做，牛弘接受了他的意见。

　　各郡都设置学官。

　　在外读书的人也按时发放补贴，这些都是从刘炫开始的。

　　牛弘曾对刘炫闲谈说：“按《周礼》记载士多而官吏少，现在府吏长史等官比以前的多百倍，处理政务的僚属们一旦减少就不够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古人委任专人办事，年末以考核为准，案件不再重新核对，文辞也不过于繁杂详尽，长官的责任，只掌握重要的东西罢了。

　　现在的僚属总要反复研究。

　　假使某个案件还不够成熟，不够周密，将会不远万里去追查核实百年之久的旧案，所以有谚说：‘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悬殊相差这样大，事情繁杂政治弊端重重，是此为缘故。”牛弘又问：“魏、齐的时候，府令长史办事从容，现在却没有一点闲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齐朝设立州府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顺次地统领着，下达文告之类的，也不过十余条。

　　现在的州府有几百个，这是第一繁杂。

　　过去州府只设置法纪纲要，郡府只设置守丞，县衙只有县令罢了。

　　至于其他的差役幕僚，就由各自长官聘任，接受诏令上任，而且每个州也不过几十个人。

　　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由吏部委任，非常细小的事情，都属于考核的对象，这是第二繁杂。

　　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情，减少事情不如心里清静，官员的事情不减少而希望从容办事，怎么可能呢？”牛弘很称赞他的主张，但是并没有采用。

　　任纳言的杨达推荐刘炫，说他学识渊博又有文采，经考试名列前茅，被授予太学博士。

　　一年多以后，因其官阶太低而离职，回到长平。

　　奉皇帝诏令追赶刘炫去见皇上。

　　因有人说他没有好的品行，炀帝也就罢了，刘炫就回到了河间老家。

　　这个时候，群盗蜂起，粮食价格暴涨，经书中的大道理无法传播，教化传授无法进行。

　　刘炫与妻子儿女相距百里，音信断绝，心中苦闷而又不得志。

　　刘炫在郡城，粮食断绝。

　　他的门人大多跟随盗贼，可怜刘炫穷苦匮乏，就到郡城下面向郡官索要刘炫，郡官方才放出了他。

　　刘炫被盗贼裹胁，过城堡。

　　没有多久，盗贼被官军所攻破，刘炫饥饿又没有依靠，又投奔到县城。

　　长吏认为刘炫曾与贼有关系，害怕发生变故，就不放他进城，这时候的夜非常寒冷，于是在寒冷和饥饿中死去，时年六十八岁。

　　其后他的门人给他加谥号叫“宣德先生”。

　　刘炫性情急躁而又争强好胜，也很幽默诙谐，又爱自大自夸，喜欢轻慢当世之士，被执政者所瞧不起，因此仕途不通达。

　　他的著作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都流传于世。 

参考资料：
1、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0661950857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