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以后中原动乱以至沦陷，文明礼教全都败坏，晋朝迁往江左，一切都在草创之中，国家事务繁忙，没有空闲办学，到了宋、齐，国学有时开办，但是没有广泛的鼓励与督促，建立的时间不到十年，废置却有许多年代，因为兴办学校国家祇在条文中空有规定，所以突然间也就废弃不问了。各乡各里没有一处开办学校，公卿大臣精通经术的很少，朝廷中的大儒，衹是自己操习经术而不肯教导学生，年轻人孤陋寡闻，抱着经书却没有学习研讨的地方，三德六艺，荒废已经很久了。

　　高祖为帝之后，深深为这种状况伤心忧虑，于是下诏搜求学问渊博的大儒，整饬五礼，核定六律，修改历法，校正权衡。天监四年，高祖下诏说：两漠进用贤人，没有谁不是凭藉经术，传授儒学，声名确立，道德有成。魏、晋时代风气浮荡，儒家学问衰退，或许是因为这一点，风节气概不能树立。我每天很晚才罢朝，就是想听到俊才贤士的消息，任用士人得到贤才，实在应当给予奖赏。应当设立《五经》博士，每一经设博士一人，广设学馆，接纳年轻人人馆学习。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场等补任博士，各人主持一个学馆。学馆内有数百名学生，由朝廷供给他们俸禄。其中那些选择事情进行陈说的射策如果开通贤明，就除授为官吏。十余年间，精通经学饱读经书的人云集京城。又选派学生去会稽云门山，到庐江何胤那儿学习学业。分别派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建立学校。天监七年，高祖又下诏说：建立国家，做万民的君主，树立教化，推行教育是首要的事情；培养学问，砥砺德行，经学是必须经由的途径。我创立基业，广有天下，虽然努力经营儒学，但有才之士不多，德行根本犹有欠缺，不足以陶冶王公贵族，使他们遵从儒教的法度，想要勉励他们尊重长者，从家裹推行，进而成为天下的典范。现在声威浸染的地方，戎族华夏同受感化，应当大力开办学校，广泛招请王室贵族子弟，修习十伦，弘扬三德，使朝廷的教化远布天下，精妙的言辞能够显扬。于是皇太子、皇子、皇族宗室、王侯才开始到学校求学。高祖枉驾屈尊，亲自到学校向子L子及其他前代圣人行释奠之礼，和学生交谈，鼓励他们，用绢帛慰勉他们，学校庄敬，学生众多，大道之行到了这样隆盛的程度。其中伏曼容、何佟之：范缜原来在当代就有名气；当时出名的儒者，名列俊彦人选首当严植之、贺埸等人。现在把这些人的事迹连缀在一起，编成《儒林传》。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他的曾祖伏滔，晋时任著作郎。他的父亲伏胤之，宋时任司空主簿。伏曼容很早就失去父亲，他和母亲与兄长客居南海。伏曼容从小专心好学，精通《老子》、《周易》，他豪爽洒脱喜欢夸大其辞，他曾经说：“何晏对《易》的九件事有疑问，从我的眼光看，何晏完全不学习，所以知道何平叔有短处。”伏曼容聚集学生教授他们学业，把这当作自己的职业。伏曼容任骠骑行参军。宋明帝爱好《周易》，聚集朝臣在清暑殿论说《周易》，下韶命伏曼容执经解答疑难。伏曼容风姿仪态都很美，宋明帝常常把他和嵇叔夜相提并论，还命吴人陆探微昼嵇叔夜的像，把像赐给伏曼容。伏曼容迁任司徒参军。袁粲任丹阳尹的时候，请求让伏曼容担任江宁令。伏曼容入京被授为尚书外兵郎。升明末年，他任辅国长史、南海太守。齐代初年，他任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年，他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与伏曼容非常友善，交情很深，王俭命伏曼容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同撰写《丧服义》，《丧服义》撰写完以后，王俭又想和伏曼容一起审定礼乐。恰逢王俭去世，伏曼容迁升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又出京任武昌太守。建武年间，伏曼容入京被授为中散大夫。当时明帝不看重儒术，伏曼容住宅在瓦官寺的束边，伏曼容就在家裹厅堂上设置高座，有宾客来就登上高座为他们讲说经义，聚集来听讲的学生常有数十或者上百人。梁国台府建立，因为伏曼容是资望很高的大儒者，高祖于是就把他召来拜为司马，又出任临海太守。天监元年，伏曼容在任职期间去世，死时八十二岁。伏曼容着有《周易集解》、《毛诗集解》、《丧服集解》，《老子义》、《庄子义》、《论语义》。伏曼容之子伏佢，事迹在《良吏传》中。

　　何佟之字士威，庐江洒县人，他是豫州刺史何惮的第六代孙。他的祖父何劭之，宋时任员外散骑常侍。父亲何歆，齐时为奉朝请。何佟之从小爱好《三礼》，他以心为师，自己独立学习，努力专心求精，手不释卷。他读《礼》论三百篇，全都读得纯熟，文句能顺口而出。太尉王俭是当时儒家的宗师，也很推重何佟之。何佟之初出仕任扬州从事，接着为总明馆学士，屡屡迁升，后任司徒车骑参军事，尚书祠部郎。齐建武年间，他任镇北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讲，领丹阳邑中正。当时步兵校尉刘珊、征士吴苞都已去世，京城中的硕儒，衹有何佟之一人而已。何佟之明了熟悉术敷之学，当时国家吉礼凶礼的标准原则，全都取决于他，名重一时。何佟之先后任步兵校尉、国子博士，不久迁任骠骑谘议参军，转任司马。永元末年，京城发生战乱，但何佟之常常聚集学生评论研究经义，十分勤勉，从不懈怠。中兴初年，何佟之被拜为骁骑将军。高祖登上帝位之后，尊重儒术，命何佟之为尚书左丞。当时各种制度都在草创之中，何佟之依《礼》确定见解，对制定制度裨益很大。天监二年，何佟之在任职期间去世，死时五十五岁。高祖为他的去世伤悼惋惜，将要给他追封爵位和官职；按照以前的典章制度，任左丞的人死后没有封赠官职的先例，但是高祖专门颁发诏书赠何佟之黄门侍郎之职，儒者对这种恩宠感到荣耀。何佟之着有文章、《礼义》共一百篇左右。何佟之之子叫何朝隐、何朝晦。

　　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他是晋安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孙。他的祖父范璩之，任中书郎。父亲范濛，早年就去世了。范缜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中贫穷，事奉母亲孝顺而恭谨。范缜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沛国刘珊招聚学生论说经义，就去拜刘珊为师学习。范缜才能卓越，不同于一般人，而且学习勤勉，刘珊认为他是奇才，亲自为他行冠礼。范缜在刘珊门下学习多年，每次回家来去，都常穿着草鞋布衣，徒步往返。刘珊门下有很多乘车骑马的王公贵族，范缜在刘珊门下，一点也不因为自己贫穷而感到羞耻与惭愧。范缜年长之后，通晓经术，尤其精通《三礼》。范缜生性质朴直率，喜欢发表正直而又不同凡响的言论，所以和他交往的士友常感到不乐意。范缜衹和表弟萧琛交情很好。萧琛被称做能言善辩之才，但常常对范缜的文辞简练而周到十分信服。

　　范缜初出仕任齐宁蛮主簿，积功升迁为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齐舆魏氏和睦友好，每年使臣往来，互访通好。齐专门挑选有才学的士人充任使者，范缜和堂弟范云、表弟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等人相继奉命出使，都在邻国留下了卓著的名声。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泛招纳宾客，范缜也在被招纳的人员之列。建武年间，范缜迁任领军长史。出京任宜都太守，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在南州居丧。高祖义军到达南州，范缜穿着黑色丧服来迎接义军。高祖与范缜曾同在竟陵王萧子良所开的西邸，原有交往，现在见到范缜，十分高兴。建康城平定以后，高祖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期间清廉节俭，衹是取用国家俸禄而已。任职四年后，被征召为尚书左丞。范缜离家返家，即使是亲戚也无所馈赠，衹是赠送东西给前尚书令王亮。范缜在齐任职时，和王亮同在台府为郎，原来就互相友好，到这时候王亮被斥退废黜在家。范缜亲自迎接高祖军队之后，心志在于卿相之职，不久他的志向未能实现，也就经常怏怏不乐，所以私下与王亮交结亲近，以矫正时弊。后来他最终因为王亮之事被迁徙广州，事情记载在《王亮传》中。当初，还在齐代的时候，范缜曾经陪侍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深信佛教，而范缜极力称说没有佛。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相信因果，那么人世间怎么会有富贵，怎么会有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生如同一棵树上的花，同在一根枝上长，同在一个蒂上开，随风飘堕，有的花拂开帘幕飘坠在茵席之上，有的花穿遇篱墙坠落在秽土粪坑旁边。在茵席之上的，殿下你就是这种情况；坠落在秽土粪坑旁边的，下官我就是这种情况。贵贱虽然道路不同，因果最终在哪裹?”萧子良不能使他理屈，对茎垄的见解深感奇怪。返回后论述自己的道理，着《神减论》，说：

　　有人间我说：“你说精神会消灭，凭什么知道它会消灭?”回答说：“精神就是形体，形体就是精神，因此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凋谢，精神也就消灭了。”

　　间：“形体是对没有知觉的东西的称呼，精神是对有知觉的东西的称呼。有知觉与无知觉，那就是事物有区别；精神和形体，按理就不允许合而为一。形体和精神就是一体的说法，我没有听说过。”答：“形体是精神的物质形式，精神是形体的外在表现，因此说形体是指它的物质形式，说精神是指它的外在表现，形体与精神，不能把它们互相割裂。”

　　间：“精神本来就不是一种物质形式，形体本来也不是一种外在表现，不能把它们相区别，其中的道理在哪裹?”答：“名称不同，但本体却是一个。”

　　问：“名称既然不相同，本体怎么能是一个呢?”答：“精神对于物质实体来说，就如同锋利和刀的关系；形体对于外在形式来说，就如同刀和锋利的关系。锋利这个概念不是刀，刀这个概念也不是锋利。然而舍弃了锋利就没有刀，舍弃了刀也就没有了锋利，没听说过刀没有了而锋利却还存在，哪裹容许形体没有了而精神却存在呢?”

　　问：“刀和锋利的关系，也许正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其中的道理又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呢?树木的物质实体没有知觉，人的物质实体却有知觉，人既有像树木那样的物质实体，又有不同于树木的知觉，岂不是树木衹有形体一样，而人却有形体和精神两样吗?”答：“你的话真奇怪啊!人假若具有像树木的物质形体作形体，又有不同于树木的知觉作精神，那样就能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现在人的物质实体，本身就有知觉，树木的物质实体，本身没有知觉，人的物质实体不是树木的物质实体，树木的物质实体不是人的物质实体，怎么能说人既有像树木那样的物质实体，却又有不同于树木的知觉呢!”

　　问：“人的物质实体和树木的物质实体的区别，就正是因为人有知觉而已。人假如没有知觉，与树木有什么分别?”答：“人没有无知觉的物质实体，就如同树木没有有知觉的物质实体。”

　　问：“死者的形骸，难道不是没有知觉的物质实体吗?”答：“这形骸是没有人的知觉的物质实体。”

　　问：“像这样的话，人是真的有像树木那样的物质实体，又有不同于树木的知觉了。”答：“死人有像树木那样的物质实体，却没有不同于树木的知觉；活人有不同于树木的知觉，却没有像树木那样的物质实体。”

　　问：“死人的骨骼，不就是活人的形骸吗?”答：“活人的形骸不同于死人的形骸，死人的形骸不同于活人的形骸，区别已经很清楚了，哪有活人的形骸，却又有死人的骨骼呢?”

　　问：“假如活人的形骸不是死人的骨骼，既然不是死人的骨骼，那么骨骼就应当不是从活人的形骸变来，如果不是由活人的形骸变来，那么这死人的骨骼是从哪裹来的呢?”答：“这是活人的形骸，变成死人的骨骼。”

　　问：“活人的形骸虽然变成了死人的骨骼，这岂不是因为有活的形体而后有死的形体，那么就可以知道死的形体就是活的形体。”答：“逭就如同由活树变成枯树，枯树的物质实体，难道是活树的形体!”

　　问：“活树树体变成枯树树体，那么枯树树体就是活树树体；丝的形体变成线的形体，线的形体就是丝的形体，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答：“如果枯树就是活树，活树就是枯树，那么就应当在枝叶茂盛的时候凋零，枯萎的时候结果。又活树不应当变成死树，因为活树就是死树，没有再需要变化的地方。活树和死树是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先枯萎再生长繁茂?大体上树木总是先繁茂后枯萎，为什么呢?你说的丝和饯的道理，也可以同样驳斥。”

　　问：“活的形体的凋谢，就应一下子都消尽，为什么将要变成死的形体的时候，要延长很长时间呢?”答：“逭是因为形体的生成和消灭，大体上总有一定程序的缘故。那些突然生成的东西一定会突然间消灭，逐渐生成的东西一定会逐渐消灭。突然生成的东西，暴风暴雨就是这一类；逐渐生成的东西，动物植物就是造一类。有突然生成的，有逐渐生成的，这是万物的规律。”

　　问：“形体就是精神的话，那手这一类东西也是精神吗?”答：“这一类东西都是精神的一个部分。”

　　问：“假如都是精神的一部分，那么精神能够思虑，手这一类东西也应当能够思虑吗?”答：“手这一类东西也应当有痛痒的知觉，而没有判断是非的思虑。”

　　问：“知觉和思虑，是一种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答：“知觉就是思虑，浅的思虑叫知觉，深的思虑才叫思虑。”

　　问：“这样的话，就应当有两种思虑，思虑既然有两种，精神有两种吗?”答：“人的形体衹有一个，精神哪能有两种!”

　　问：“假如精神不能有两种，那么哪裹会有感觉痛痒的知觉，又有判断是非的思虑?”答：“造就犹如手足虽有不同，但毕竟同属一个人；判断是非感觉痛痒虽然有区别，但毕竟同属一个精神。”

　　问：“判断是非的思虑，和手足没有关系，那同哪裹有关系?”答：“判断是非的思虑，是由心主管。”

　　问：“心是指五脏中的心，还是不是指五脏之心呢?”答：“是指五脏中的心。”

　　问：“五脏之间有什么区别，而心单单有判断是非的忧虑呢?”答：“七窍又有什么不同，它们的职能却不一样。”

　　问：“思虑没有一定的方位，凭什么知道思虑是由心主管?”答：“五脏各有职能，除了心没有一样能够思虑，因此知道心是主管思虑的根基。”

　　问：“为什么思虑不托付在眼遣一类的器官中?”答：“假如思虑可以托付在眼这个器官中，那眼的视觉为什么不托付在耳这类器官中呢?”

　　问：“思虑没有根基，所以能够托付给眼这类器官；眼自有它的基本作用，不用临时托付给其他器官。”答：“为什么说眼有它的基本作用而思虑却没有根基?假如思虑在自己的形体当中没有根基，而能够广泛托付到别的地方，那么张甲的感情，也可托付在王乙的躯体上，李丙的性情，也可寄附在赵丁的躯体上。这样对吗?不对。”

　　问：“圣人的形体犹如凡人的形体，但却存在凡人圣人的区别，所以知道形体和精神的不同了。”答：“不是这样。精粹的金能够闪光，秽杂的金就不能闪光，能够闪光的精粹之金，难道会有不闪光的秽杂的物质实体?又哪裹会有圣人的精神寄附在凡人的形体上?也没有凡人的精神托付在圣人的形体上。因此眉分八采、目有重瞳是放勋、重华的容颜，颜面如龙、口如马口，是轩辕、皋陶的形貌，这是形体外表的区别。比干的心，七窍四布，姜伯约的胆，其大如拳，这是体内器官的差别。所以知道圣人由天确定为圣人的身份，每每超出寻常之辈，不衹是道和凡人不一样，就是形体也会超出一般百姓。你说凡人圣人形体相同，我不敢同意。”

　　问：“你说圣人形体一定和凡人形体不一样，那么请问阳货像仲尼，项籍像大舜，大舜、项籍、孔丘、阳货，智力有差异，形貌却相同，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答：“珉和玉相似但却不是玉，鶸和凤相似却不是凤，万物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况，人当然也应当有这种情况。项籍、阳货形貌似圣人而不是实质上相似，他们的器官和圣人不一样，即使是形貌相似也没有用处。”

　　问：“凡人圣人的区别，形体器官不一样，这种说法是可以的；圣人的地位最高，按理不会有两样的情况，但是孔丘、周公旦形体不一样，商汤、文王形貌有区别，精神舆外表不等同，从这裹看得更加清楚了。”答：“圣人相同之点在于内部器官相同，人体不一定相同，遣就如同马的毛色不同却都能快跑，玉的色泽不同却都同样美。因此晋国的垂棘白璧、楚国的和氏之璧，同样都是价值连城，驿骝、脲骊，同样都日行千里。”

　　问：“形体精神不可分离，这个道理我已经听说了，形体凋谢，精神也就消灭，按道理本来就应当是这样。那么请问经书上说‘为他建立宗庙，用对待鬼神的礼仪祭奠他’，逭是指什么呢?”答：“圣人的教导是这样，这是平息孝子思念亲人的心绪，激励浮薄心意的方式，使死者成为神而摆在显著的位置，指的就是这一点。”

　　问：“伯有死后披上盔甲出现，彭生死后以猪的形体出现，史册上记着逭事情，难道衹是进行教导而已吗?”答：“怪异的事情很多，有的流传下来，有的亡逸了。遇横祸死于非命的人很多，都不会变成鬼，彭生、伯有，哪裹就单单能够这样变鬼出现，突然间遇见猪像人似的站立出现，并不一定就是齐国的彭生、郑国的伯有。”

　　问：“《易》中说‘所以知道鬼神的各种情形，舆天地相似，不违背天地之道。’又说：‘装载着满满一车鬼。’这话的意义是说什么?”答：“有飞禽，有走兽，这是飞翔和奔跑的不同情形；有人在，有鬼在，这是有形和无形的区别。人灭而变成鬼，鬼灭而变成人，这种说法我不知道。”

　　问：“知道这种形体凋谢、精神随之消灭的道理，有什么用处呢?”答：“佛教危害国家政治，僧人败坏百姓风俗，像暴风突发，迷雾四起，奇谈怪论到处游荡而不停止，我为这种坏习气而痛心，想把沉溺在佛教毒害中的人们拯救出来。那些倾家荡产去事奉僧佛，却不肯救助亲戚，不肯同情穷困匮乏的人们，究竟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自己争名夺利的欲念深，帮助别人的心意少。因此把一撮米送给贫穷的朋友，吝啬之情就会流露出来；把千钟粮交给富裕的僧人，欢悦之情就会处处表露。逭难道不就是冲，因为从僧人那襄可以得到获取更多钱粮的希望，而从朋友那裹却得不到一把遣穗的报答。僧人从事施舍，但却不去帮助有了急难的贫穷人，有了功德，却一定把它全归于自己，又以虚无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阿鼻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无稽的言辞欺骗人，用兜率天堂的快乐糊弄人，使人欢欣。所以许多人脱去儒生的服装，穿上僧人的袈裟，废弃祭祀祖先的礼仪，陈放供奉佛祖的瓶钵，家家抛开了亲人，人人离弃了子孙，致使兵士跑出军队，官吏跑出官府求神拜佛，粮食在游荡中用尽，钱财在兴建佛寺的土木工程中耗完。造就是违法作乱的事情不能禁止、歌颂太平的呼声还被壅蔽的原因。因为这缘故，佛教的流行不禁止，它带来的弊病就没有止境。假如处理事情秉承自然，万事万物由它自行变化，忽然间自己发生，忽然间又自行消灭，来也不拒绝它，去也不挽留它，顺应自然规律，安于它自身特点。小人以在田亩耕种为乐，君子保住他恬淡寡欲的素养，耕田供给食用，食用不会穷尽；养蚕供给衣着，衣着不会匮乏。在下的百姓有余力供奉君长，在上的君王以无为之治对待百姓。能够保全自身，能够匡正国家，能够使国君称霸，全都是因为运用了这种神减的道理。”

　　逭篇《神减论》一写出来，朝野人士都为之哗然。萧子良聚集了许多僧人诘难范缜，但却不能使范缜理屈。

　　范缜在南方多年，被召回京城。回到京城后，朝廷命他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在任职期间去世。范缜有文集十卷。

　　范缜之子范胥，字长才。他继承了父亲的学问，初出仕任太学博士。范胥有能言善辩之才，大同年间，曾经兼任主客郎，承担迎接对答北方使者的使命。范胥迁任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侍宣城王读。出京任鄱阳内史，在郡中去世。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他的祖父严钦，宋时任通直散骑常侍。严植之从小精通<庄子》、《老子》，能够谈论老、庄的玄理理论，对《丧服》、<孝经》、《论语》有很精妙的理解。到成年以后，他广泛研读郑氏所注的《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他性情淳朴孝敬，恭谨厚道，不凭自己的长处凌驾别人之上。严植之少年时候父亲去世，因而二十三年间衹食用蔬菜，后来因为患上了风寒病，才改变衹用蔬食的习惯。

　　齐永明年间，他初出仕任庐陵王国侍郎。迁任广汉王国右常侍。广汉王被诛，国中之人没有谁敢去处理广汉王的尸身，严植之一个人赶去哭吊，亲手办理殡殓广汉王的事情，赤着脚把丧柩送往墓地，下葬后又为广汉王建造墓冢，埋葬之事办完才回家，当时人认为严植之很讲求义。建武年间，严植之迁任员外郎、散骑常侍。不久又任康乐侯相，在县任职期间为官廉洁，百姓、属下官吏都称颂他。天监二年，严植之被任命为后军骑兵参军事。高祖下韶征求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研究五礼，有司上奏，严植之可以研究凶礼。天监四年，开始设置《五经》博士，各经博士都开设学馆教授学生，命严植之兼《五经》博士。严植之学馆设在翘遘，学生常有数百人。屋擅主讲解经义，五馆的学生一定都来，听他讲授的有一千余人。天监六年，严植之迁任抚军记室参军，还兼任博士。天监七年，严植之在学馆去世，死时五十二岁。严植之从患病以后，就不肯接受俸禄，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因此而困乏。严植主死后，丧柩没有地方寄放，他的学生为他家买了宅院，这才得以完成丧葬事宜。

　　严植之生性仁慈，喜欢不声不响地干善事，即使在众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未曾懈怠。严植主年轻时曾在山中赶路，见到一个患病的人，严擅之间那个病人的姓名，病人不能回答。严植之于是把那病人放上车，载着他一同回家，为他请臀抓药。病人过了六天就死了，严植之又为他买棺殡殓，到最终也不知道逭病人是什么人。严植之一次曾沿着挝坛行路，见到一个病人躺在堤旁，严植之下车向病人了解情况，病人自己说是姓黄，家本来在荆州，为人做佣工，患上了病，病已经很重而且危险，雇佣他的船主将要开船的时候，把他丢在岸上。严植之内心十分同情他，就把他用车载回家，为他治病。过了一年姓黄的人病已痊愈，他请求终身做严植之的奴仆来报答严植之的大恩。严植之不肯接受，而且送钱送粮给他，让他回家。严植之像这样的仁义之举很多。严植之撰写了《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贺瑒字德琏，会稽山阴入。他的祖父贺道力，精通《三礼》，在宋时任尚书三公郎、建康令。

　　贺瑒从小继承家学。齐时沛国刘献为会稽府丞，见到贺埸，对他的才学十分惊异，非常器重他。刘献曾经与贺场一同拜访吴郡张融，刘献指着画笔墨对张融说：“这个年轻人心智聪明灵敏，将来会成为儒者的宗师。”刘献回到京城之后，推荐贺瑒为国子生。贺瑒被荐举为明经，祭酒，不久又兼国子助教。先后担任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遇到母亲去世离职。天监初年，他又任太常丞，有司荐举他研究宾礼，高祖召见他讲说《礼》的经义，对他的学识深感惊异，下诏命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参预在华林园讲经。型2四年，刚刚开设《五经》学馆，命贺场兼《五经》博士，专门下韶命贺场为皇太子定礼，撰写《五经义》。贺场熟悉礼及有关旧例，当时产担正在改定创制礼乐制度，贺场提出的见解，多数被直狙采用施行。玉监七年，画逊被拜为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天监九年，贺场患病，直担派医送药，常常探问。贺埸在学馆中去世，死时五十九岁。贺场着有《礼讲疏》、《易讲疏》、《老子讲疏》、《庄子讲疏》、《朝廷博议》共敷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贺场对于《礼》尤其精通，他的学馆中学生常常有数百名，弟子参加明经对策的有数十人。

　　贺瑒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贺革字文明。从小通晓《三礼》，到成年之后，广泛研究《孝经》、《论语》、《毛诗》、《左传》。初出仕任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高祖命他在永福省为邵陵王、湘东王、武陵王讲解礼。贺堇逐渐迁升为湘东王府行参军，转任尚书仪曹郎。不久又被除授秣陵令，迁任国子博士，在国学讲授的时候，学生常有数百人。贺革出京任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兼任江陵令。湘束王开始在王府中设置学校，命贺革领儒林祭酒，讲授《三礼》，荆楚一带仕宦之家来听贺革讲授的人很多。贺革前后两次作南平郡监，百姓官吏都对他感恩戴德。不久，贺革被加授贞威将军、兼平西长史、南郡太守。贺革生性非常孝敬，常常因为贪求俸禄代替耕种、不能在双亲健在时适时供养而遣憾。所以贺革在荆州历任郡县长官之职，得到的俸禄，不给妻子和孩子，专门留存，准备回乡建造寺庙，以表达自己思念父母之情。大同六年，贺革在任职期间去世，死时六十二岁。

　　贺革之弟贺季，也通晓《三礼》，历任尚书祠部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积累功劳升迁为步兵校尉，中书黄门郎，兼著作郎。

　　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县人，他是晋骠骑将军谯烈王司马承的第七代子孙。他的祖父司马亮，宋时任司空从事中郎。父亲司马端，齐时任奉朝请。

　　司马筠从小失去父亲，家中贫穷，但他十分爱好学习，他师从沛国，努力刻苦，专一求精，深受器重。到成年之后，司马筠知识渊博，精通经术，尤其通晓《三礼》。

　　齐建武年间，司马筠从家居出仕任奉朝请，迁任王府行参军。天监初年，司马筠为本州治中，被除授暨阳令，有清明廉洁的政续。司马筠入京被拜为尚书祠部郎。

　　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去世，江州刺史安成王萧秀、荆州刺史始兴王萧儋，都因为太妃是抚育自己成长的庶母，有慈母之恩，所以都以慈母去世的理由上表请求解职，高祖下韶不准许，命他们回任所管辖任内的事情，但太妃是在京城去世，因此丧事祭奠都没有丧主。舍人周舍论说道：“贺彦先称‘慈母养育的孩子不为慈母的族亲服丧，慈母之子的妻子又不随从丈夫为慈姑服丧，这是因为小功丧服没有随从服丧的规定’。庾蔚之说：‘不衹是慈母之子不随从慈母为慈母的族亲服丧，孙子也不随从父亲为父亲的慈母服丧。，由此看来，孙子不为慈祖母服丧是很清楚的了。考察家门之内治哀的礼仪，不允许和常礼相同；查核古礼，在父亲死后二十五个月举行的祥祭和死后二十七个月举行的掸祭仪式上，儿子要接受宾客吊祭。现在安成王、始兴王二位王爷，应当在大殓之后穿上丧服的成服之日，全天穿单衣素服，站在丧主位置上接受宾客祭吊。”高祖命令说：“安成王、始兴王二王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他们的儿子应当代为主持祭奠之事。”周舍又说：“《礼》中说：‘缟冠玄武，是子孙们戴的冠。，据此世子在祭祀时穿的衣服应当不同于常人穿的衣服。应当制作捆布衣服，用绢作领和带，三年不听音乐。又《礼》和《春秋》中说，对庶母不世代祭祀，大概指的衹是没有受王命封赠的妇人而已。吴太妃既是朝廷已命加以封赠的，能够按安成王礼仪祭祀，那么吴太妃就应当享受拊祭礼仪，到五代亲族全都不存之后才毁去庙。陈太妃的地位等级，和吴太妃虽然没有差别，但她衹是二王的慈母，慈孙不随从父亲为慈祖母服丧，按理在宗庙中享受祭祀也不应当延续，儿子要祭祀慈母，孙辈就应停止，这样才和经文所说的相符。”高祖因此命令礼官议定皇子为慈母服丧的丧服和守丧期限。司马筠主张：“宋朝的五服制规定，皇子为训养母服丧，依照<礼》庶母慈养自己应当服丧的条文，应当服小功之丧。据《曾子间》文中说：‘子游说：为慈母服丧，如同为母亲服丧，这符合礼吗?孔子说：这不符合礼。古代男子在外有师傅，家内有慈母，这是国君派他们来教育孩子的，哪有为他们服丧的礼?，郑玄注解说：‘这是指国君之子而言。’假若国君之子不为慈母服丧，那君王之子不为慈母服丧就能够清楚地知道了。又《丧服》经文中说：‘君子之子为养育自己的庶母服丧。’传文说：‘君子之子，指贵族之子。’郑玄注引《内则》，设立三母的礼制衹在卿大夫的范围内施行。用这些依据来推论，那么为慈母服丧的规定，往上不涉及享有五等爵位的诸侯之子，往下不涉及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士人之子。假若为慈母服丧衹是在卿大夫范围之内，查核诸侯之子还没有按这规定服丧，更何况是皇帝之子呢。我认为应当依照《礼》删除这条规定，以便澄清前代的糊涂观念。”高祖认为不是这样。他说：“《礼》中说的慈母，共有三处：一是妾之子生母死了，命其他无子之妾抚养逭孩子，命为母子关系，养母死了之后，养子为她服丧三年，《丧服。齐衰章》说的‘为慈母服丧如同为母亲服丧，，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二是嫡妻之子生母死了，使妾养育逭孩子，仁爱抚育，关怀备至，虽和母亲之爱相同，但是嫡妻之子，没有以妾为母的规定，由于感情深、恩义重，所以养母死后，养子为之服小功丧服，《丧服叫、功章》不直接说‘慈母’，而说‘抚养自己的庶母’的原因，就是为了表明这和那要为之服三年之丧的‘慈母，有所不同；三是孩子并非没有母亲，衹是选择身份低贱的人养育遣孩子，这种形式如同师傅、保姆，但也有慈母爱子之情，所以也有慈母的名称。师傅、保姆死后既然孩子不为他们服丧，那这种慈母死后也不必为之服丧。《内则》说‘从诸母中选择条件适宜的，使她为子师；其次就为慈母，再其次就为保母’，这是关于慈母的清清楚楚的文字规定。这裹说的‘从诸母中选择’，是指挑选人来担任遣三母，并不是说选择兄弟的母亲来担任三母。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假若是兄弟之母，那么就是先生了儿子，先生儿子身份就是长妾，长妾享受的礼仪已经有所提高，与一般妾的身份不同，哪会容许地位较低的妾生了儿子，竟然降低身份成为保母，这是不可能的。又，有多个兄弟之人，在意义上或许讲得通；这样理解，假如是开始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应当让三母的位置都空缺吗?由遣点推论，<内则》中说的‘诸母，，就是指的三母，并不是指兄弟的母亲，这是很清楚的。子游问的慈母，应当是指任师保的那种慈母，并不是指那种应当服三年小功丧服的慈母，所以孔子才有这样的对答。造岂不是对任师保的那种慈母儿子不必服丧的明证吗?郑玄没有分辨三种慈母，含混地进行注释，引用对任师保的那种慈母不必服丧的例证，来注解‘养育自己的庶母’，后代人理解礼仪上的谬误，实在是出自郑玄这条注语。经文中说‘君子之子，，逭裹虽然指由大夫开始，但也清楚地指出大夫也还在遣范围内，从遣往上，更应当没有区别，所以传文说‘君子之子，指贵族之子’。总称为贵族，那么就无所不包。逭裹经文和传文互文见义，互相补充，互相说明，就知道对慈母加厚礼仪，由服鳃麻丧服改为服小功丧服的规定，在大夫以上全都通用。宋代遣条规定，并不违背《礼》的原意，要消除它，实在是令人有所怀疑。”于是司马筠等人请求依照高祖的命令把有关礼仪改定为：嫡妻之子，母亲死后被父亲之妾养育，养母死后，应当为养母服丧五个月，贵贱都一同采用逭条规定，定为永久的制度。

　　司马筠积功迁任王府谘议、权知左丞事，不久除授为尚书左丞。出京任始兴内史，在任职期间去世。

　　司马筠之子司马寿，继承父亲的学业，精通《三礼》。大同年间，曾任尚书祠部郎，出京任曲阿令。

　　卞华字昭丘，济阴冤句人。他是晋骠骑将军忠贞公土童的第六代子孙。他的父亲主俭主，任给事中。

　　卞华从小失去父亲，家中贫穷，但爱好学习。十四岁的时候，卞华被召补为国子生，通晓《周易》。成年之后，卞华广泛研究《五经》，他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蒨一同修业，交情很好。

　　初出仕任齐豫章王国侍郎，积功升迁为奉朝请，征西行参军。天监初年，卞华迁任临川王参军事，兼国子助教，转任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集学生教授经学。卞华涉猎很广，知识渊博，机智而且有口才，解说经文，剖析经义，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晋迁往江左之后，乐律成为绝学，到卞华才算通晓乐律。卞垄迁任尚书仪曹郎，出京任吴令，去世。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他从小专心好学，跟随老师学《五经》全都通晓，尤其精通《三礼》、《三传》。崔灵恩先在北朝出仕，任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他回归梁。高祖因为崔灵恩精通儒术，提拔他为员外散骑侍郎，积功迁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崔灵恩收聚学生讲授经学，听他讲授经学的学生常常达到数百人。他生性拙朴，没有文采，但是到解释经文剖析经义的时候，却很有情趣，京城中那些有声望的儒生都称道他，看重他，助教孔余特别喜爱他的学说。崔灵恩先学习《左传》服虔注解，在江南不能广泛流行，于是改为解说杜预的注解，在他解说时每每在文句中申说服虔的解释，驳诘杜预的解释，于是着《左氏条义》说出服、杜的分歧和自己的见解。当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通杜预的注解，因而着《申杜难服》，用以答对崔灵恩，他们两人的书在世上同时流传。虞僧诞，会稽余姚人，讲《左氏传》教授学生，听他讲授的也有数百人。虞僧涎全面了解《左氏传》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

　　在这以前儒家学者论说天体，浑天、盖天两种说法并存，论说天体为盖天的人不同意潭天的观点，论说天体为浑天的人不同意盖天的观点。查玺墨树立自己的观点，把潭天、盖天的学说糅合在一起。

　　崔灵恩出京任长沙内史，回京被除授为国子博士，向他学习的学生特别多。他出京任明威将军、挂丛刺史，在任职期间去世。崔龃撰有《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着有《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会稽山阴入。年幼时王逾拜何胤为师，他通晓<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孝致、(论语》，论说讲授这些经文都有数十遍，学生也有数百人。壬嘘历任国子助教，三次任《五经》博士，迁任尚书祠部郎。出京任、二县县令。孔佥是个衹通经书的儒生，不擅长治理百姓的方法，任县令期间没有留下政绩。立遣年间发生动乱的时候，孔余在家中去世。孔佥之子孔俶玄，注重研究儒家学说，官职升至太学博士。孔令兄长的儿子孔俶玄，也精通《三礼》，有很大的名声，但去世很早。

　　卢广，范阳涿人，他自己说是置司空从事中郎卢谌的后代。卢谌因叛乱之时陷没以致死在军中，晋时仍在中原的名门望族之中，有卢谌的后人。卢广从小通晓经书，有儒家的学问。卢广在天监年间回归凿。最初拜为员外散骑侍郎，出京任堑达太守，因有罪而被免官。不久，卢广被起用为折冲将军，朝廷配给他一千名兵士北伐，回朝后他被拜为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在学馆《五经》全都讲授。当时从北方来的儒家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等人，都收聚学生讲授经学，但他们语音鄙俗拙劣；衹有卢广言辞清朗高雅，不像北方人。仆射徐勉，同时也通晓经术，他对卢广深为赏识。不久，卢广迁任员外散骑常侍，博士之职不变。又出京任信武桂阳嗣王长史、寻阳太守。又任武陵王长史，太守之职不变，在任职期间去世。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中世代是农夫，直到迎空。他爱好学习，和舅父太史叔明以同宗人选沈峻为师，在沈峻牡门下学习多年，昼夜都给自己规定任务读书，有时打瞌睡，就用木杖击打自己，他专心一意到了这样的地步。沈鳞±死后，这哩才离开京城，遍游各处学馆，于是通晓《五经》，尤其精通《三礼》。沈峻最初任王国中尉，逐渐升迁为侍郎，并兼国子助教。当时吏部郎陆堡给仆射涂垫写信推荐选些说：“《五经》博士尘至达必须调换，考虑朝廷一定想要仔细挑选适当的人才替代。衹要是可以研读的圣贤之书，必须依据《周官》确立观点，那么《周官》造部书，实在是各种经书的源头和基础。但是《周官》的学问，已有很多年代不相传授，北方来的孙详、蒋颢也曾经学习并讲授，但因为他们语音有如南楚和诸夏，相隔甚远，不易听懂，所以学生不愿来学习，祇有助教沈峻，特别精通<周官》这部书。近来时常开馆讲学，许多儒生如刘画、沈宏、沈熊之流，都到他的讲坛之下拜他为师，带着经书去听他讲授，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叹服，人人都没有批评的话。我认为应当马上起用这样的人，命他专攻这一门学问，讲授《周官》周而复始，使圣人的正宗典籍，在被废弃之后重新被重视，多年失传的学问，能传授给学者。”徐勉听从了陆任的建议，上奏章举荐沈峻兼《五经》博士。沈峻在学馆中讲授，听讲的学生常常达到数百人。沈峻出京任华容令，回京后被除授为员外散骑侍郎，又兼《五经》博士。当时中书舍人贺琛奉皇上命令编撰《梁官》，他于是上表启奏让沈峻和孔子祛补任西省学士，帮助自己撰写《梁官》。《梁官》一书完成之后，沈峻入朝兼中书通事舍人。后出京任武康令，在任职期间去世。

　　沈峻之子沈文阿，继承了父亲的学业，尤其通晓《左氏传》。太清年间，沈文阿从国子助教升迁为《五经》博士。继承沈峻学业的人，还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他们的官职都升迁到《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

　　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他是吴太史慈的后人。太史叔明从小精通《庄子》、《老子》，同时研读《孝经》、《礼记》，他对《庄子》、《老子》、<周易》这三部书特别精通，在当时首屈一指，每次讲授时，听讲者常常达到五百余人。太史叔组连年任国子助教。喜欢太史叔明的学问，他出京任江州刺史时，也把太史叔明带往江州。迁任郢州刺史，太史叔明又随同王府迁往郢州，每到一处太史叔明就开馆讲授，江南人士都继承了他的学说。大同十三年，太史叔明去世，死时七十三岁。

　　孔子袪，会稽山阴人。他从小失去父亲，家中贫穷，但却爱好学习，在耕耘田地、上山采樵时，经常随身带著书，一有空闲就朗读背诵。他勤劳刻苦，坚持不懈，终于精通经术，尤其精通《古文尚书》。孔子祛最初任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他先后讲授《尚书》四十遍，听他讲授者常有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奉皇上之命编撰《梁官》，他上表启奏让孔子祛为西省学士，帮助自己撰写《梁官》。《梁官》一书完成之后，孔子祛兼司文侍郎，他没有去上任。很久以后又兼主客郎、舍人，学士之职不变。又积功升迁为湘东王国侍郎，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又任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转兼中书通事舍人。不久又迁步兵校尉，舍人之职不变。高祖撰写《五经讲疏》和《孔子正言》的时候，特地命孔子祛查检各种书籍，找出材料作义证。事情完成之后，高祖命孑L子挂和右卫朱异、左丞贺琛在士林馆每天轮流执经问难，考核士人。孑L子祛又积功迁为通直正员郎，舍人之职不变。中大同元年，孔子祛在任职期间去世，死时五十一岁。孔子祛共着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他是青州刺史皇象的第九代子孙。皇侃从小喜爱学习，他拜贺场为师，专心竭力向贺场学习，于是广泛通晓经术，尤其精通《三礼》、《孝经》、《论语》。初出仕兼国子助教，于学馆讲论经义，听讲的学生有数百人。皇侃撰写《礼记讲疏》五十卷，书写成之后，进呈皇上，皇上命令交给秘阁珍藏。不久，皇侃被召进画勇继讲说《礼记义》，直担认为他学问很好，拜授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之职不变。皇侃生性十分孝敬，常常每天规定背诵《孝经》二十遍，这是仿照背诵《观世音经》。皇侃母亲去世，他为守丧而解职回归家乡。干西邵陵王仰慕皇侃的学问，用厚礼去迎聘皇侃。皇侃到邵陵王处之后，因为染上了心疾，大同十一年在夏首去世，死时五十八岁。皇侃撰写的《论语义》十卷，和《礼记义》在当时都被学者看重，有学者继承了他的学说。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从前叔孙通在战争年代，在马上讲论经学，桓荣在动乱之中，在饥困中讲论经学，到时势安定之后，他们自然招致宠幸和荣耀，至于崔、伏、何、严等人都有他们这种专心致力于经学的志向。伏曼容、何佟之在齐末年讲授经学，不因为时势而改变志向，贺场、严植之等人遇上了梁崇尚儒学、重视经学的机会，都享受高官厚禄，考察古礼作为当代的借鉴，这些儒家学者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范缜穿着黑色丧服迎接义军，以圆侥幸获得恩宠，他的意图未能实现，也是应该的啊!

参考资料：
1、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09490834162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