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析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 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展开/隐藏
创作背景
《六国论》选自《嘉佑集》卷三。这是苏洵所写的《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共10篇，都是史论的性质。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 ，战国是群雄割据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参考资料：
1、吴功正 ．古文鉴赏辞典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7 ：918-924 展开/隐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