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 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展开/隐藏
创作背景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安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此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 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后载于《汉书》本传。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
关于任安的说法,上述可谓为一说。但亦有其他说法,即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处死。在此时,任安希图以“推贤进士为名,要求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给予帮助。而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处境很难帮他这个忙,便写了这封报任安书。这才是为什么司马迁在任安临刑前给其写信的原因。 展开/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