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祭鳄鱼文》,《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原名《鳄鱼文》,但在《古文观止》中,则用此篇名。这是由于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鳄鱼文》写成《祭鳄鱼文》或《驱鳄鱼文》。(陈新璋《也谈韩愈驱鳄及其“鳄鱼文”》)
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几乎被杀,幸亏裴 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愈传》说,韩愈刚到潮州,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写下了这篇《祭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这一传说固然不可信,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佳作,体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思想;文章虽然短小,却义正词严,跌宕有力。又,一般祭文的内容都是哀悼或祷祝,此文却实为檄文,如兴问罪之师,这也是韩愈为文的大胆之处。正如曾国藩所评:“文气似司马相如《谕巴蜀檄》,但彼以雄深胜,此以矫健胜。”
《旧唐书·韩愈传》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深潭也)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于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无鳄患。”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加上韩愈的《鳄鱼文》,就在“韩愈驱鳄”这件事上,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历来褒贬不一。褒之最高的,当推苏东坡,贬之最低的,应是王安石。
许多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约束鲛鳄如驱羊”, “能驯鳄鱼之暴”。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
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后世批判审问者很多,言辞越发激烈。胡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指出:“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是韩愈自造的。”1979年,吴世昌则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中评说《鳄鱼文》“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无聊之极”。郭朋在《隋唐佛教》中甚至说韩愈“堂堂一代大儒、朝廷命宫,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当成谈判的对象。要同他们进行‘谈判’已经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种‘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的劲头,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了!” 展开/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