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 “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展开/隐藏
创作背景
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当时36岁。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端拱元年,太宗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二年,拜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在唐宋两代的政治结构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时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 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记》讲的是宰相职责,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而作为其间枢纽的,就是宰相。不过,在现实政治中,奸相多而贤相少,庸相为数尤众,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待漏院记》。写作此文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追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传》)。 展开/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