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题目然后再写诗，如同他人那样凑合成篇，把符合作诗的规范放在心里。他常常带着一个小书童，骑着弱驴，背着一个又古又破的锦帛制作的袋子，碰到有心得感受的，就写下来投入囊中。等到晚上回来，他的母亲让婢女拿过锦囊取出里面的诗稿，见所写的稿子很多，就说：“这个孩子要呕出心才罢休啊!”说完就点灯，送上饭给长吉吃。长吉让婢女取出草稿，研好墨，铺好纸，把那些诗稿补成完整的诗，再投入其他袋子，只要不是碰上大醉及吊丧的日子，他全都这样做，过后也不再去看那些作品，王参元、杨敬之等经常过来从囊中取出诗稿抄好带走。长吉常常独自骑驴来往于京城长安和洛阳之间，所到之处有时写了作品，也随意丢弃，所以沈子明家的仅是所保存下来的李贺的诗作只有四卷罢了。

　　李长吉快要死的时候，忽然在大白天里看见一个穿着红色丝帛衣服的人驾着红色的苍龙，拿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远古的篆体字或石鼓文，说是召唤长吉，长吉全都不认识，忽然下床来磕头说：“我母亲老了，而且生着病，我不愿意去啊。”红衣人笑着说：“天帝刚刚建成一座白玉楼，马上召你去为楼写记。天上的生活还算快乐，并不痛苦啊!”长吉独自哭泣，旁边的人都看见了。一会儿，长吉气绝。他平时所住的房屋的窗子里，有烟气，袅袅向上空升腾，还听到行车的声音和微微的奏乐声。长吉的母亲赶紧制止他人的哭声，等了如同煮熟五斗小米那么长时间，长吉最终死了。嫁入王家的姐姐不是那种编造、虚构故事来描述长吉的人，她所见到的确实像这样。

　　唉！天空碧蓝而又高远，天上确实有天帝吗?天帝确实有林苑园圃、宫殿房屋、亭观楼阁这些东西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上天这么高远，天帝这么尊贵，(天上)也应该有文学才华超过这个世上的人物啊，为什么唯独对长吉眷顾而使他不长寿呢?唉，又难道是世上所说的有才华而且奇异的人，不仅仅地上少，就是天上也不多吗?长吉活了二十七年，职位不过奉礼太常，当时的人也多排挤诽谤他。又难道是有才华而且奇异的人，天帝特别重视他，而世人反倒不重视吗?又难道是人的见识会超过天帝吗?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3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本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